第贰卷【乱世豪雄篇】第11章.长河落日 第49节（第3/7页）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今古文经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两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文经学家们前赴后继，一直想让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但最后却被刚刚兴起的新经夺取了官学的位置，由此可见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懑。”

“这个时候，今文经学成了古文经学的盟友。今文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失去了官学位置，不能对朝政继续实施影响了。但过去研习今文经学的大儒名士们几乎都是兼习两派经文的‘通士’，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很快就能转变研习方向，继而和古文经学的儒士们一起，举起了‘反谶纬、反繁琐’的大旗，共同对抗新经，试图把新经赶出官学，让古文经学坐上官学的位置。”

李玮轻轻敲了一下案几，加重了说话的语气，“你们想想昨天的太学争论，最后站出来攻击新经的是谁？是关中马家，是马融大师的后人马丰。是许混，是许劭大师的儿子许混。这两个人站出来支持王朗、高堂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书房内陷入了沉默。

“谶纬之学，今文经学融入其中不分彼此，古文经学也大量采用，相比起来，新经中的谶纬并不算严重。”郗虑慢慢说道，“现在今古文经学儒士突然提出，经学应该在兼采今古文两经的基础上，完全剔除谶纬，是否太过极端？”

李玮摇摇头，郑重说道：“朝廷曾三次下旨，收缴谶纬书籍，反谶纬的态度非常明确。”

“谶纬神学所宣扬的符瑞灾异说，其用心未必坏，但效果却极为恶劣。本朝大儒王充在《论衡》中对谶纬有过评论。谶纬神学或许在光武中兴时期，大汉重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当社稷恢复稳定后，这种学说的负面影响随即远远超过了其积极意义。它所宣扬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只能导致百姓对天子、朝廷和国策的极度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