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第4/26页）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作者： 溪山琴况 2005-8-10 21:5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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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