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无处收留：吴三桂

朝野闻名的孝子忠臣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一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继洪承畴之后，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而来，聚焦在他身上。

　　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

　　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tì），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

　　这些信件娓娓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漫漶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来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约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并不属于自己。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

　　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作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