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后一道可怕的命令(第5/5页)

  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明史学家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000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底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收。”“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出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