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反腐风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第2/7页）

　　治理腐败，必须从“不必贪”入手，高薪或者起码是合理的薪水来养廉，以支持由思想教育达到的“不想贪”的道德境界和由制度建设保证的“不敢贪”的纪律要求。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然而，朱元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做事从来都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知道知识分子们骨头软，胆子小，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面是离奇的低薪制，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对惩贪工作的过高要求，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所以，他的严刑峻法收效于一时，不可能肃清腐败。不管朱元璋如何吓唬，为了生存，为了糊口，官僚体系还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规律运行着。所以，从即位不久就开始惩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来，贪污势头还是不减。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大诰》

　　朱元璋对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他的官僚体系，基本上全烂掉了。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往往是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

　　洪武十九年，他自己亲口说：

　　我设各级官员，本来为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害我良民。（《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对于官员如此争先恐后，奔赴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复思考，也没发现自己的措施有丝毫不对的地方。他屡屡说，“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法已定，其法已良”。因此，他把原因归结于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

　　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

　　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们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又说：“唉，可怜那贪心勃然而起，迷乱了本性，做出这些恶事，虽然自求生路，又怎么可得！”

　　算来算去，他还是把账算到了别人头上，他认为，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他们长期“为奸顽之人所引诱”，“一概善恶立场动摇，至今为非之心不改，表面顺从，内心则异”。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归根结底的办法还是进行思想教育。他还是相信，“自古及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教育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通过触及人民灵魂深处，希望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