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2页）

在精神价值认同方面，传统中国的儒家提供了社会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心灵秩序，它虽然不是以宗教的形态出现，但以道德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建立了普遍的礼之规范，并指出了个人德性的修身目标。到了晚清民初，儒家意识形态随着普遍王权的衰落而解体，中国人心灵秩序在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危机。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新的现代道德观的出现，这一新的道德观不再具有传统的天命、天道和天理的超越性源头，而具有了世俗的特征。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从伦理为中心转变为以个人为中心，其次体现为中国新的道德观依然继承了中国思想的“大我”传统，相信个人的“小我”的意义要在“大我”之中获得，只是这个“大我”不再是超越的天下，而是世俗的人类、历史、社会或者国家。现代的心灵秩序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与信仰有关。由于作为中国思想传统核心价值的儒家学说以人文代替宗教，中国人很少有西方式的以天启为特征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即使有佛教、道教这些民间宗教，但社会的核心价值依然是由理性化的儒家所提供的。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也不是只有理性，而缺乏信仰。相反，理性与信仰同时并存，中国人的心灵秩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宗教感精神，一种不具宗教形式的信仰方式，使其在许多方面具有与教徒同样的灵修、激情、冲动和殉道这些由信仰所激发的宗教感精神。到了现代社会，这些宗教感精神虽然转化为世俗的形态，但依然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结构之中，存在于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之中。胡适相信理性化的“三不朽”宗教，朱谦之、郭沫若等以浪漫的宇宙精神作为自己的情感信仰，民初的儒者梁济以宗教般的热情殉道中国文化，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以清教徒的精神进行道德的自我修身……这一切都显示了由信仰所推动的心灵秩序，同样表现出中国特殊的宗教感精神。

中国现代性中的认同，显然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方式、特征和表现，虽然在全球性的普世现代性过程之中，与西方共享了个人、国家、道德、宗教等这些共同的观念，但其背后的意蕴与西方颇为迥异，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从而构成了中国独特又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认同”（项目编号：07BZSO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认同中的核心观念：以个人、国家、道德、宗教为中心”（项目编号：11JJD770021）的研究成果，从申请到如今出版，几乎历经十年时间。十年磨一剑，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但家国天下的情怀却无法了断。本书的各章，作为前期成果在多种学术刊物分别发表，也在多个海内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报告，得到了许多学界朋友和刊物编辑的指教帮助，在此不再一一注明。我要衷心感谢的，是出版本书的世纪文景公司，特别是责任编辑贾忠贤女士，虽然在出版过程之中遭遇各种难以言说的困难，但正是他们的执着、专业和韧劲，终于使本书得以面世，与读者见面了。

从知天命之年起步，在耳顺之年来临之前结账，人生究竟有几个十年呢？唯一令我欣慰的是，因为有了这本书，让我稍稍有点心安，对这刚刚过去的十年似乎有了一个过得去的交代。那么，下一个十年呢？风声雨声读书声，大风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说，家国天下，我心依旧；是祸是福，十年以后再看。

作者谨识

2016年盛夏酷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