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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己身，胸前现墨字两行，大书“看淫书一遍，记大过十次”。

无独有偶，《聊斋志异》有“汤公”一条，是“道德家”的自述，也很像是假道学的“功过格”，在由生入死的瞬间，人一生的善恶都要像放录相带似的快进一遍，而这位汤公值得一记的最大“恶迹”竟然只是“七八岁时，曾探雀雏而毙之”。故事是他醒来之后自己编的，其人之虚伪矫饰历然如画。蒲老先生这篇文章如果不是意含讥讽，那就有些恶心了。

冥间的“功过册”就是人间“功过格”的翻版。道学先生们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拿出几个小时来斗私批修，再揪心撕肺地检讨批判一番，在今天看来，是很有些滑稽的，但在四十年前我们却力图把它普及成全民所有制，几乎达到“六亿神州尽道学”的境界了。

于是想到整整四十年前，我刚到农村做教员（说是初中，其实是“小学戴帽”），先参加一个教员学习班。一位老师发言，题目念出，令人骇异，是“狠批我的淫乱思想”。但听下去渐渐明白，他只是检查一件事，就是想把衣服上的布纽绊换成塑料钮扣而已。但他说“既有俊意，便有淫心”（“俊意”就是爱美的欲望吧？方音这句话念为“既有重意，便有硬兴”，虽然多次重复，还是听不懂，为此专门请教了发言者，所以才让我熟记至今），然后用当时的上纲上线法推演下去，起承转合，最后终于把自己推理成反革命坏分子（那时无论是什么犯，都要加上“反革命”三字的）。散会之后，我再见到这位发言者时颇为局促，盖怕这位“候补流氓犯”不好意思也。其实我真是多虑，因为此人不但绝无忸怩之态，而且很快便蒙领导安排为大会典型发言了。有人说，那最初的发言其实就是领导所策划。这倒也不必大加责难，因为当时的几十个讨论小组会都是面面相觑，冷清得实在让人难堪了。而大会之后的结果便是“激活”，再开小组会，每个发言者就都竞相“淫乱”起来了。

但如果以为我们小民那么容易就被修理成道学家的门徒，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人们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从刨白薯、打土坯到样板戏、讲用会，人们把双关联想运用得让中书君都要佩服。仅那个“淫”字就很能刺激想象（鄙同事說起时往往发出重音，一席话间，“硬”“硬”不止），从而不断地发挥、开掘，往往把一顿忆苦饭最后弄成八荤八素的大宴。先是有人低头吃吃窃笑，继而有人应和，于是渐渐把正题引入邪道，讨论便活泼起来，教育局的领导驾临到此，也只不过笑骂一句“操蛋鬼”以表示自己既不苟和也不禁止的立场，但心中也可能很是为自己的调控本领感到得意。在这时女同志往往有不必发言的特权，就是红着脸跑掉顺便溜走逛大街也没有人追究的。现在想起，四人帮一伙真是蠢蛋，蠢就蠢在真的以为普天下都让他们弄得舆论一律、思想一统，人人都成了机器人一号，岂不知人的天性和良知一样，都是不大容易被泯灭干净的。

于是继续发展，而更有一种冥簿叫“出恭看书之簿”，即凡有“三上”之癖者都要入册，大约是由专门在厕所蹲点的特务逐笔记下，最后阴司按其“厕筹”，夺其寿算。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佘秋室学士”条云：

王取生死簿阅之，顾判官曰：“彼阳寿尚未终，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书，已夺其寿算矣。”王命取簿，则一册厚寸许，签书“出恭看书”四大字。[2]

看到此处，不禁骇然，我虽然只有一上之癖，却偏偏正是厕上！但窃思所以未提前被阎王接见之故，大约是因为如厕时从来不捧读圣贤之书，即是报纸也只看二手房广告的缘故吧。圣贤之书绝对不能入厕，这一点就是愚鲁小民也无须耳提即可明了。常见办公室同事惶惶然地在书堆中乱翻，那如果不是上级抽查，必是内急相催，此时你试着递上一本圣贤书，百分之百是要遭到峻拒的。而按诸葛恪鸡屎与鸡蛋“所出同耳”之例，那些只应在讲坛上宣示的心得肺得、高头讲章，自然也是不能入厕的。

不但古代，即是在我们“手不离红宝书”的年代，如厕时也遇到同类问题。曾见有一手高举另一手方便者，那动作虽然难度不大，却极难持久，绝非一般大众所能效仿，弄不好就一失手成千古恨。既然难乎为继，也就成了异类，而此人一入厕就高举，弄得正在方便之人忙手忙脚地紧跟，显然有诱人蹈入死地之嫌，于是便有人声而讨之，揭露此人意在让人把红宝书投于粪坑。好在他根红苗正，虽然其心叵测，但其情“朴素”，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创举便也随之湮没。后来曾串联至南方一地，见街道上的公厕之外置一木桌，上铺红布，并有红纸提示，意谓供如厕者暂奉宝书于此。这设想的周到体贴极让人感动，可惜当时一些人不能稍忍忠爱之情，顺手牵走或以次换好的现象甚多，卒使善政未能“克终允德”，良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