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水里的东西”（第2/3页）

如果这种猜测不错，那么冯夷就是第一个成神的溺鬼。这种因自己溺死而成为水神的，在后代也有，较为著名的是自南宋即开始为江南民间所信仰的威济李侯，据南宋无名氏的《鬼董》所载，他就是死于水而成神，成了治水之神祠山张大帝的部下。另如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九所记的“湔江女神”：四川石泉县刘氏女，溺水死后，“湔江中有人堕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状，则少女而白衣，乃知即刘女也。嗣后灵迹甚著，邑人醵金建庙，颜曰‘湔江水神庙’，香火颇盛。”这总可以看出江河沿岸的百姓对这种神明功能的企望。

而与此相反的一种，则是“江伥”，即讨替身的淹死鬼。这种伥鬼最早见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其逸文卷三云：

江河边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

又逸文卷四云：

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

“江伥”这名字后来就不再被人使用，直称为“溺鬼”，这大约是溺死者如果不寻替身就不能投生转世，其为伥定而不移，也就没必要专门说明了。实际上讨替身的溺鬼也并不仅在江河湖泊，就是井中的溺鬼也要求代的。南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载有一则：

绍兴间，吴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众作大方石板，盖井口，止能下水桶，遂无损人之患。有人夜行，闻井中叫云：“你几个怕坏了活人，我几个几时能勾（够）托生！”

这最后一句画龙点睛，颇可收入《笑林》或禅门语录了。关于这种溺鬼的故事，自宋以来在笔记小说中屡屡见之，所有这些荒诞无稽的故事的最直截的教育作用，就是让人们在经常发生溺人事故的水滨特别留心，不但不要轻易下水，最好离得远一些。有时这些故事的效用要比在水边插一块警示牌大得多。

而溺鬼的讨替身既有强拉硬拽，更多的则用诱骗之术；而其骗术又多为财色，正是编故事者对近水而居者的告诫，因为实际生活中的溺死更多的是人为犯罪案件，所以防溺鬼也就等于防水边的匪人。南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四“蒋保亡母”一条说得既含蓄又透彻，正可见老辈人编故事的用心良苦：

乡人马叔静之仆蒋保，尝夜归，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滨，邀同浴。保已解衣，将入水，忽闻有呼其姓名者，声甚远。稍近听之，乃亡母也。大声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与浴。”已而母至，即负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掷于竹间。居人闻外有响，出视之，独见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

而防范意识的增强，其效力就不会局限于水边了，狭邪赌场，无不有“江伥”在焉。鬼故事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真可以补“圣教”之不足。清人袁枚《子不语》卷三“水仙殿”一条云：廪生程某，遇黑衣人，诱其去“水仙殿”游玩，同出涌金门，到西湖边，见水面宫殿金碧辉煌，中有数美女艳妆歌舞。黑衣人指曰：“此水仙殿也。在此处看美女与在学堂中作八股，哪个更快活？”这故事就颇有劝阻年轻书生少去网吧和歌舞厅的寓意，其教育意义已经超出了防溺鬼的范围。而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所记溺鬼多幻为狭邪人家，绮帷罗幔，绣被锦衾，好色之徒欣然登床，在旁观者眼里看到的却是跨上了桥的栏杆。

从溺鬼的行为来看，虽然损人利己很是可恶，但“江伥”与“虎伥”相比，就不那么卑鄙无耻，有时也很招人同情。如明人张瀚《松窗梦语》所记两个溺死的青年书生，为了自己能够托生，只好化成两个“青衣”来引诱和自己同样年轻的书生。所以这“利己”并非是求功求名，用人血染红顶子，只是无可奈何，正如几十年前那“百分之五”的定额一般，总是要有人顶替的。所以在这时就更能显现出“不求替代”的溺鬼的崇高。《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天意”已经安排一个妇人要来溺死，以做王六郎的替身，但真到了那盼望很久的日子，他反而成了救溺者。（这故事缘起于明人钱希言的《狯园》卷十三之“讨替鬼”，蒲翁踵事增华之后，又被好说报应的善士点金成粪，收在《感应篇旁证》中，说是嘉庆间事了。）另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六记了一个卑贱的仆人失足落水而死的故事，虽然不如“王六郎”生动，但其人格似更为高尚，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宁可永世沉沦水底，也不肯溺人求代，所以这些溺鬼自然也会被人们当成保护一方的神明。

上天安排要被溺而死的妇人，被溺鬼王六郎送上岸。——《聊斋志异·王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