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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袁世凯的名字，李鸿章怀疑伊藤是要求给这次战争的点火人以处分，虽然签约已结束，但提一点儿“要求”之类尚无不可。这些杂谈尽管在签字以后，李鸿章也让秘书把重点都记下。

他所说的“卑微下属”，是指袁世凯不处于对战争负责的地位，假如伊藤要求处分，就可以借此来推托。

然而，伊藤只是称赞袁世凯的才干，只字不提处分。

“那个年轻人竟让我们老练的竹添公使喝了不少苦酒，真是年轻有为，可惜我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伊藤说道。

沉思良久，李鸿章仿佛终于想起来似的说：“有一次听说他在沈阳那一带，管运输之类……”

袁世凯在哪里，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被暴徒击伤后，从国内来了许多慰问电，其中也有袁世凯发来的。

袁世凯正在沈阳。他所负责的兵站总部位于沈阳西北约六十公里的新民府，从那里到临近前线的辽阳之间，设置了十二处兵站，以接力方式补给军需。袁世凯一般住在中间站所在的沈阳。

“这就是湘军和淮军的下场！”周馥说道。

周馥是直隶按察使，比担任道员的袁世凯品位稍高，出身安徽，给李鸿章当幕僚也比袁世凯早些。

从前线逃回来的湘军和淮军，在三十年前，曾镇压了太平天国军，因而赫赫有名。

“两军当年比今天强吗？”袁世凯问道。

“那当然。”周馥似乎受到了侮辱，愤然答道。

“他们变弱了？”

“是啊！”

“若是不间断地加以训练，军队很快就能变强。受过训练的士兵再训练新兵……总之，我认为训练可以使军队强大。”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心里想的、纸上写的，都合情合理，一旦着手去干，可就……”

“为什么实际干就不行了？”

“你问谁？你这家伙比谁都清楚！”

“哈哈哈，当然！”

不用周馥说，袁世凯知道那原因，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除了腐败，还能有别的吗？曾国藩和李鸿章年富力强的时候，湘军也好，淮军也好，都保持着正规军队所没有的紧密团结，无愧于精锐之名。

腐败究竟从何而起呢？

“不是训练问题，是军队的管理问题。”袁世凯似乎在自言自语。

“对，完全对！”旁边的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突然大声插嘴。他现在也是兵站的负责人之一。天天看到一群群丢盔卸甲的败兵逃来，他冥思苦想，追究原因，终于找到了同一结论。

腐败先从金钱上开始。

军队就好像包工合同制一样，带一百人的队长，国家支给一百人的兵饷。实际上，队长手下只有七十人，那三十人的兵饷被他私吞了。当然，他也要有两三名得力部下，也得分一些给他们。有七十人还算是好的，只有实数的一少半儿的，并不罕见。

侵吞兵饷的军官们心里有鬼，说不得硬话。士兵们觉得受了愚弄，拒绝接受严格训练。

这样，军队自然就无法管理好。想改善，必须建立一套杜绝舞弊的管理制度。可是，军队的干部们怕失掉既得利益，不欢迎改革。

清军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基础上同日军交战的。

“失败是必然的！”周馥说道。

这也是在场的袁世凯和胡燏棻两人想要说的话。

“假如现在给我一万士兵，训练一年，一年之后同十万官军打一仗，我准能打败他们。”袁世凯说道。

“是啊，你应当造就一支自己的军队！”胡燏棻起劲儿地说道。

4月17日媾和条约签字，沈阳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因为这里也属于前线指挥所之一。

袁世凯同胡燏棻商议了善后工作。战争已经结束，可以把兵站里现存的粮食全部发给各军了。以前无法估计战争要打多久，必须有储备，现在没这个必要了。清点了库存物资，要求各军今后各自为政。

“什么？仗打完啦？岂有此理！还能打嘛，我满可以再打几场嘛。”沈阳的刘盛休提督敲着桌面，激昂愤慨。

“不能再打啦，粮食连一袋都不剩了，况且军队的士气又这样低落。”袁世凯冷淡地说道。

最激烈的主战派刘盛休的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最腐败、最能抢、最善逃，人所共知。

“我准备回去了。”

袁世凯不带兵，一身轻快，心想：我同中堂谁先到天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