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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队的士兵聚到一起，总要发些牢骚，因为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待遇问题。

“你们按时发饷吗？”

“发倒是发，就是不按时，一拖再拖。你们那里怎样？”

“饷银按时发给，只是伙食糟透了！昨天我瞧了一下北门的伙食，他们吃得可真不错，量也多。”

“提起伙食，我们那里就更差了，简直没法儿说。你们的伙食，比我们的强多了。”

“是吗？比我们这里还坏？真不敢相信。”

关于饷银有明确规定，只能拖上几天，过多的花招儿使不上，克扣伙食费却是常事。

士兵们互相交换待遇方面的情报，大致知道被克扣了多少，便觉察出他们的状况比别的兄弟营坏得多。

最坏的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伙食量比他们多出一倍。这可不是光凭传言，而是盛军士兵亲眼看见了的。

“他妈的，让他克扣了这么长时间！”

卫汝贵麾下的士兵牢骚满腹。

事隔不久，不知谁透露出统帅卫汝贵是某大当铺的老板。这个消息在士兵中间传开了。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银行机构，当铺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机关。经营着一家大当铺，用现在的话讲，就等于说他“有一个银行”。

“克扣我们的伙食费，拿去做当铺的本钱。妈的，他算个什么统帅！”

“就这样让我们去打仗？少开玩笑，打仗可是个玩命的差事！”

“能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吗？”

“日军攻过来，我们就逃跑！”

“真的，我们傻透了……喂，有酒吗？”

“到那边喝，来他个一醉方休。喂，拿酒来！”

军心动摇，散散漫漫。

卫汝贵不但克扣伙食费，还要吃空额，以饱私囊。一个营的定员为五百人，实际上只有四百五十人，他私吞了五十名的饷银。命令他开赴朝鲜前线时，因为要点检，这才赶紧补齐了人数。紧急补充的人是些失业者和无赖汉。

卫汝贵的盛军简直没有什么军纪，打架斗殴不断发生。将领们只知道克扣侵吞，对部下无法严加管束，只好放任自流。这个部队声名狼藉，引起兄弟部队的不满。

这种事当然也传到了本国。

9月12日，李鸿章发电报给卫汝贵，予以严厉警告：

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务必设法安抚军心，或令孙显寅帮统（辅佐）。

真是严厉无比的警告。口吻近于威胁：倘若不改，必予处死。

李鸿章同时发电报给叶志超，让他悄悄地转达卫汝贵：“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部队将陷于崩溃，那就把你就地斩首。”

可是，为时已晚——李鸿章发出这份警告电报的三天后，日军开始了总攻。平壤的清军乱哄哄地迎战。

接到警告电报的当天，叶志超给李鸿章复电：“明、后日，必有血战。”相当准确地预见到日军总攻的日期，这是他观察日军动态得出的结论。

平壤有六座城门，东门叫长庆门，西门叫七星门，南门叫朱雀门，北门叫玄武门（清文献称之为元武门，因避讳康熙帝的名字玄烨），西南门叫静海门，东南门叫大同门。长庆、大同两门面临大同江。可以说，平壤城的命运系在玄武门上。它处于高岗之上，靠近牡丹台山峰，若凭此山御敌，的确是要地。一旦让敌人夺去，就万事皆休。

清军在玄武门内的高岗上修筑了两座炮台，在门外山顶上构筑了五处阵地，其中牡丹台阵地最坚固。在城南修筑了五处堡垒，在大同江东岸也构筑了五处阵地，并架设了浮桥，保持和大同门的联系，这就是清军的布阵情况。

叶志超在城中心坐镇指挥。左宝贵守玄武门，马玉昆的毅军防御大同江方面，有问题的卫汝贵的盛军担当朱雀门到七星门之间的防御。七星门以北则由叶志超麾下的“历战”的部队布阵。“历战”一词听起来倒很堂皇，其实是一群残兵败将。丰伸阿的盛军和江自康的仁字营部署在平壤的命脉之处——城北。

9月12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同江东岸。前哨战已经开始，叶志超预料数日内敌军会发起总攻。

预料日军总攻日期还可以，只是叶志超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太悲惨了：

今日左宝贵右偏中风，超亦头眩心跳，马玉昆最勇而人少，丰伸阿之兵不甚足恃，日势方张，我军兵力如此，只能尽心力以报知遇。

日军士气正旺，清军将领的电文却说“只能尽心力以报知遇”。这篇电文，也可以理解为一篇“战败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