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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命令李鸿章把军备情况具实上报的次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对总理衙门提出：“关于朝鲜问题，希望日、中两国直接对话解决，不要他国干涉。”

翌日，7月4日，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日本没有和平意愿”，“请让我调转”。

第二天，袁世凯又来电：“日本迫使朝鲜改革国政，又增派一千五百兵，对此状态，我已一筹莫展，只能忍受屈辱。我想去天津，辅佐朝鲜问题，这里暂时交给唐绍仪。”

袁世凯在朝鲜多年来阻止日本的扩张，此时要更换他人，等于卷旗逃跑。

然而，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袁世凯继续留在汉城已经没有价值了。深受日本政府憎恨的他不在那里，或许会更好些，只是不能灰溜溜地回国，得给他找一个台阶。

李鸿章报请总理衙门，答复是：“待事到极限、再也无法挽救之时，以北洋（李鸿章）面询为由，召回天津。”

袁世凯离开汉城，在原则上已得到本国政府的批准，只是什么时候尚未定准。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谁比袁世凯更了解，本应把他留在朝鲜，但李鸿章仍期待着俄国的干涉，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念头，所以，出于两个理由，他决心更换袁世凯。

一、唯恐同日本之间对话时，一直与日本矛盾较深的袁世凯会成为妨碍。

二、万一问题得不到解决，酿成战争，恐怕袁世凯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对李鸿章的北洋派来说，袁世凯的才干是缺少不得的，必须防止他丢官。

于是，李鸿章把袁世凯这颗棋子从棋盘上撤下来。

7月9日，由于英国的调停，日本的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同总理衙门大臣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各持己见，终于决裂。

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原来就反对英国从中调停，但伊藤首相定下依靠英国的方针，不得不服从。他期待着调停的失败。在清政府方面，李鸿章也过分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干涉上，对于英国的调停虽然也表示欢迎，但又担心俄国和英国的调停竞赛会把问题弄僵。

中、日两国都对英国安排的北京会谈表示冷淡，那怎么能谈成呢？

寄以莫大期待的俄国干涉失败——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是在7月9日。

俄国驻中国公使喀西尼派巴甫洛夫来告诉李鸿章：“俄罗斯帝国只能从友谊方面劝告日本撤兵，而不能使用武力强制日本。至于朝鲜的内政应否予以改革，更是俄国不希望介入的问题。”

其实，喀西尼公使是积极的干涉论者，他曾极力建议本国政府，介入朝鲜问题。他断言，日本独占了朝鲜，俄国的情况要比现在坏得多。

在不能把大军运往远东的现在，俄国希望朝鲜局势像以前一样动荡不安。一旦中、日两国中的某一国确实控制了朝鲜半岛，俄国就没有南进的希望了。

喀西尼公使的势态分析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无法把大军运往远东，如果干涉失败，就将束手无策，尴尬地退出，把俄罗斯帝国的面子丢尽。

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以前，在远东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俄国的这一弱点，日本最清楚。

即使进行干涉，成功率也将是最低的，这就是俄国外交部的判断。

北京的喀西尼公使是积极的干涉论者，而彼得堡的外交大臣格尔斯却不是。

东京的希德洛夫公使报告说：“日本国内呈现极度兴奋状态，恐怕政府欲罢而不能。”

日本国内舆论是清一色的主战论，而且正如希德洛夫所说，是处于兴奋状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所追求的目标——跻身列强，就在眼前。所谓“列强”，就是倚恃武力，出兵外国，夺取利益的国家。日本正处于这种夙愿即将实现的兴奋之中。报纸也煽动着主战论。

6月29日的《时事新报》刊登了这样一段报道：

旧水户藩复权士族及旧须坂藩复权士族二百六十八名之总代表，昨日经东京府向陆军部请愿，欲组成战刀队，赴朝鲜参战。

下面是7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登载的报道：

关东地方素有侠客之称的石定事高桥文吉，为此次朝鲜事件，近日纠集府下游民一千人，亲自统率，呈请从军。有人说：汝志诚可嘉，只是战斗均由海、陆军队承担，恐难以如愿，不如去当役夫，冲入枪林弹雨之中，协助辎重士兵。于是，高桥为此而到处奔走。

7月4日，在神田锦辉馆举行演讲会。大讲什么“千载难逢”“机不可失”“东洋盟主”“千钧一发”“朝鲜风云”等，是一次主战论的演讲会。大井宪太郎、犬养毅、长谷场纯孝等人是主要角色。

当时日本报界都把李鸿章写成一开始就是主战论者，而朝廷则持非战论。其实，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宫廷中分为两派——后党和帝党，前者是稳健派，后者是主战派，李鸿章当然是站在西太后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