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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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朝鲜人民来说，19世纪的外压来得缓慢而沉重，至少不像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那样，受到闪电式打击。

19世纪初叶，朝鲜曾镇压过天主教，即所谓“辛酉邪狱”（1801年）。朝鲜天主教徒写信给法国传教士，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信被当局查获，开始了镇压。后来就不限于天主教，镇压对象扩大到天主教以外的异端思想方面。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之学。

明显地一边倒，是朝鲜自古以来的倾向。当儒学作为正统思想被承认后，佛教就日益衰落。共存是困难的。儒学也是朱子学派一边倒，把朱子学教条化，排斥其他学派。对异端的镇压使知识阶层也衰微了。

“辛酉邪狱”之后，知识阶层的抵抗销声匿迹，农民的暴动则特别引人注目。辛未年（1811年），由洪景来领导的叛乱在平安道兴起。这次起义虽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但各地的民乱总是此起彼伏，没有间断过。开始时往往带有自发性和感情冲动性，到了后来就渐渐有理论和组织了。这时，正值朝鲜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

这一时期，充满了危机。1860年，崔济愚创建新兴宗教东学。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过了二十年，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是在两年前。这一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俄国占据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日本的“樱田门外之变”，也发生在这一年。

崔济愚是庆尚北道庆州郡人，1824年生，初名福述，没落两班出身。所谓“两班”，即文班与武班，意指文武官员，属于李氏朝鲜的统治阶层。崔济愚自幼失去双亲，虽属两班，却处于贫穷之中。他精通汉学。结婚之后，移住妻家蔚山，后漂泊各地。1860年4月，年三十六岁，自称感悟了天主降临，创始东学。

对于来自西方的冲击，东方文明圈的人们说：“西洋的物质文明是优良的，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还得属东方。”这是最典型的论调，可以说是一种不服输的论调。崔济愚的想法超出了这种偏见。

崔济愚认为，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灭亡了，中国的清朝也遭到西洋文明的致命打击，这绝不单单是物质的。光靠它，不可能发挥那么强大的力量。这里也有精神——“学”。正因为建立在西洋之学即西学的基础之上，西方才得以富强起来。所谓“学”，换言之就是精神文明。西学就是西洋的精神文明，其中自然也包括天主教。

为了不败于西洋，面对西学，就必须用东学来对抗，于是崔济愚创造出东学。他怕朝鲜民众被天主教拉去，当西洋的走卒，将朝鲜出卖给西洋，因而以朝鲜民间信仰为基础来提倡东学。他懂得夺取敌人的武器为我所用这一战术，东学之中除了儒、佛、道之外，还糅进天主教。

“人乃天”，“天心即人心”，这就是东学的信念。东学实质上带有浓厚的迷信倾向，但它却批判了朝鲜的门阀及嫡子、庶子的差别等。它的主张在很多方面获得没落两班的共鸣，那些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也非常欢迎。

东学迅速扩展开来。任何时候，苦恼着的人们都想从宗教中得到解脱。但是，李氏朝鲜的上层人物却为东学能纠集如此众多的人而感到不安，便想趁东学还没成为庞大的叛乱组织之前，早早地把它处理掉。1864年，东学的教祖崔济愚因“左道惑民”之罪被逮捕处死。

古代尊崇右道，谓之正道。左道是不正之道，即邪道。“左道术”就是妖术。意思是崔济愚扩大邪教，迷惑民众，是理当问斩的。

教祖被杀，反而使东学的人们更发愤图强。崔济愚虽死，东学的势力却仍在向前发展，特别在妇孺中，传教速度惊人。二代教祖崔时亨，贫农出身，创始者殉难后，曾一度逃往大白山中，但仍致力于传教。镇压反而锻炼了东学组织。

崔时亨接受教训，打算将东学组织改成纯宗教的团体，去掉一切政治色彩。他刊行了第一代教祖的遗文《东经大全》，本心是想把东学限制在一定的框框之内。然而，刊行遗文，客观上就是为始祖申冤，是政治性的。崔时亨做事小心谨慎，仍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终于酿成悲剧。

在东学组织中，与崔时亨相反，有些人希望把东学的政治色彩弄得浓浓的，以便为教祖申冤。他们开展运动，认为不动员民众向当权者进逼，效果就不显著。崔时亨本人则希望避免同当权者摩擦，在动员民众方面不积极。东学组织已经壮大，尽管他是第二代教祖，一个人的意见也左右不了整体的活动。热衷于东学政治化的领袖是全琫准。

全琫准生于1854年，比崔时亨小二十七岁。不能说年轻就过激，他的确是个热血男儿，但使他倾向于过激的却另有理由。他出生在农村的书香门第，当然，这书香门第只不过是低级官员的家庭。他的激烈禀性，可能是家族的传统。父亲全彰赫痛恨中央任命的郡守横征暴敛，袭击官府，死于杖刑之下。全琫准目睹那种惨状，自然在心底炽烈地燃烧着对权势的憎恨之情。加入东学组织后，对于崔时亨的温和态度，他非常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