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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团归国，鱼允中仍滞留日本，令随员数人入庆应义塾学习。归途，他又到天津会见驻当地的朝鲜领选使金允植。金也是陪臣，不得驻在北京，所以驻在直隶总督所在的天津。鱼允中饱吸了国外的空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思想来了一次清洗。然后，经长崎归国。

归国后，他把旅行见闻写成《中东纪》，分送政府要人。

金玉均没参加视察团，但他从金宏集那里看到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又从鱼允中那里得到了《中东纪》，因而对日本越来越关注。不久，1882年2月，“壬午军乱”发生之前，为了不借他人之眼，亲自观察日本，他同徐光范两人东渡。按阴历，还是前一年的十二月，按朝鲜历，是开国四百九十年。金玉均那年十二月的日记写道：“我奉大君主之命，出游日本……”

日本对于金玉均的来访，颇为重视。一时风传，朝鲜在日本设领事，金玉均受命前来当领事云云。报纸上甚至还登出朝鲜领事馆将设在大阪的川口的消息。当时还流传一些令人扫兴的话：金玉均一行的旅费为两万元，曾到某商会求借，因为旧账没还，遭到拒绝。报纸还报道金玉均的日本之行，是奉国王的密令，征集国债，对此他甚感为难，等等。

金玉均的旅行，只是为了考察日本、躲避反对党的锋芒，并不负有官方使命。过多的恶语中伤，将使他归国后遭到各方谴责，委实叫他为难，并因此而非常愤懑。不过，他的日记上明确写着是奉了王命。

报纸的大标题写着“金玉均一行到达长崎，板垣退助于岐阜被暴徒刺死”，接在后面的是一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永在。”

若没有这条消息，关于金玉均的谣传，也许要更多。

金玉均一行人下榻福泽谕吉宅邸，经福泽介绍，金玉均同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日本政治家进行了会晤。

金玉均一行于七月踏上归途，从神户港乘“品川号”轮船到达下关时，接到朝鲜发生变乱的通知。这就是“壬午军乱”。于是，他只得暂缓归国。后来，同花房公使一起搭乘日本军舰抵朝。

“壬午军乱”是大院君搞的军事政变。他撤销了去年新设的“统理机务衙门”等一切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新事物。这是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所难以容忍的。他同徐光范企图借助日本之力，打倒大院君的保守政权，重新恢复近代化路线。

当时，鱼允中正在天津同金允植商议，请求清廷派兵。他们也是近代化推进派，反对大院君的倒行逆施。鱼允中同金允植都是搭乘清舰回国的。

滞留日本和中国的朝鲜要人，都要求所滞留的国家以武力介入，而且分别乘那个国家的军舰归国。

关于“壬午军乱”，现在再继续叙述。

由于中、日两方出兵，朝鲜方面得向两国表示谢意。特别是日本方面，死了堀本中尉等十多人，需要派修信使前去谢罪。另外，还得恳请清廷赦免被扣押的国王生父大院君。

向清廷派出的谢恩兼陈奏使正使是赵宁夏，副使是金宏集。

向日本派出的修信使正使是朴泳孝，副使是金晚植，随员为洪英植和徐光范，顾问为金玉均和闵泳翊。

八月刚从日本回国的金玉均，九月再次出使日本。使节入宫陛见明治天皇。虽为谢罪使，却受到日本的破格待遇。比起清制，不许陪臣踏上北京土地的态度，悬殊甚大。这时，朝鲜开始使用太极旗为国旗。迫于各种条约，朝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依据国际惯例，使用国旗的机会却越来越多了。清政府的老牌外交官马建忠，为强调宗主权，指示朝鲜挂青龙旗，即三角形蓝地上有龙的图案。清的国旗是三角形黄地上绘龙纹的黄龙旗。对此，朝鲜认为属国色彩太强，予以抵抗，设计了一面太极旗。

朝鲜修信使同日本新任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一同归国。转年1月7日，到达仁川港。出使中国的人也先后归国。

这两个集团都赞成朝鲜近代化，但究竟如何实行，意见有分歧。

以金玉均为实质领袖的亲日派是激进的开化派，企图排除外戚闵氏一族，树立以国王为中心的政权。他们获得日本的支持，要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以金允植、鱼允中、金宏集等为领袖的亲清派，可称为稳健的开化派，其中包括闵氏一族。他们力求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走上近代化之路，这不过是如意算盘而已。

两派都窥视着对方的空隙。亲日派有井上角五郎等的应援团做后盾，而亲清派后面则有庆军六营三千人的驻留军。

“壬午军乱”两年后发生的中法战争，对于亲日派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庆军统帅吴长庆这一期间身体违和，凡事消极，而袁世凯的活动则更加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