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3/18页）

总而言之，他可能是伟人中的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分别出何者可能，何者不可能，在成功的极峰上，仍能识别出这成功的自然界限。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决不为虽然最好却不可能的事而忽视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药的恶事，他从不拒绝提供减轻之法。当他识别出命运在说话时，他又总是服从。亚历山大在希帕尼斯河、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们愤怒于命运，因对其宠儿只给予有限的成功，但恺撒在泰晤士河与莱茵河却自动撤退；甚至在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他想做的并不是世界的征服，而只是可行的边界整顿。

这便是这个出众的人，这样容易又这样难于形容的人。他整个天性就是一团明澈，而关于他的传说多过古代任何类似人物。我们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看法固可有深浅之别，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无论有无识人能力的人都会感到这伟大的人物展示着一种特质，但这种特质却又没有一个人能在生活中实现。其秘密在于它的完美。不论就一个人或历史人物而言，恺撒都是许多相对的特质汇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同时又有至为透澈的判断力；不再年轻，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执行能力；充满了共和的理想，同时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处就是罗马人，但在他自身之内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应合时代的潮流而将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为一——恺撒是个完全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他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谓特点，而特点事实上则是人的自然发展之离差。初看之下的恺撒特点，细察之下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他那时代的。譬如，他年轻时的浪漫行为，乃是他那个时代地位相似而较有秉赋的人所共有的行为；他的缺乏诗才而具有强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罗马人的通性。恺撒另一个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时地的考虑所控制；因为人性没有抽象的，而活着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据一个位置。恺撒之所以为完人，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于时间之流中，也因为他比任何人更是罗马民族诸基本特性的缩影——作为一个公民，非常讲求实际。他的希腊文化教养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为一的希腊文化教养。

要把恺撒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困难或许正在这里。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画家可以画出任何东西。史学家也是一样，当他在千年之中遇见了一个完人之际，他只能沉默。因为“正常”固然可以描绘，却只能述作没有缺点。大自然的秘密——将正常与个性结合于至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无法表述的。我们只能说，亲见这种完人的，是有幸者，因为从其中可以见出自然的伟大。

不错，这跟时间也有关系。这位罗马英雄站在年轻的希腊英雄亚历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于，但同时，世界却已衰老。恺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无限遥远的目标前进的欢欣过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废墟上的，用的是废墟的材料，他满足于历史为他所设的丰富而又有限的界限，尽量安全地在此范围扎紧脚跟。因此，后代的梦想者跃过了那没有诗意的罗马英雄，而将诗的金光与传说的彩虹佩在亚历山大身上。但两千年来列国的政治生活却莫不追踪恺撒所划下的路线；许多民族仍以恺撒之名称他们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义而又当深以为耻的事。

旧怨放置一旁

事物古老而彻底败坏的情况若想清除，共和国若想新生，国家必须先得和平，内战的残渣必须扫除。在这个工作上，恺撒采取的是协调现存党派的原则——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因为在不可协调的对立者存在之处，我们便不能说有真正的协调），原先贵族与人民互相争斗的竞技场，两边均放弃之，而在一个新的场合相见，这即是君主制度。

因此，共和派的旧有争执视为永远过去。苏拉的雕像在法萨罗之战的消息抵达之后被拉倒，恺撒则下令将之重新立起，其意义是表示只有历史才能批判这样一个大人物；但同时，他却取消了苏拉例外法的最后一条，将辛纳动乱与塞多留动乱中被放逐的人召回，使被放逐者之子女有公职候选人之资格。此次内战中失去元老院席位者，或因政治关系，或因弹劾而失去公民权者，尤其是由公元前52年之例外法而遭弹劾者，一律复位或复权。只有谋财害命者仍剥夺公权；在元老院派中唯一未受此次大赦之宽免的则只有米罗一人，因为他是此派最妄胆的分子。

人民派的不满

处理过去的问题固然不易，解决现存的党派问题更属困难；这现存的党派便是恺撒的拥护者与已遭推翻的贵族。很可以了解，恺撒获胜之后的作为，以及他要求大家放弃以往的政治斗争的谕令，使他的拥护者感到极大的不满，其程度更甚于贵族。恺撒当然希望获得盖乌斯·格拉古所曾经筹思过的结果，但他的从众的目标却已不再是格拉古的从众那时的目标了。罗马的人民党已渐渐从改革被逐向革命，从革命被逐向无政府，从无政府被逐向反财产的战争。他们私下里想望恐怖统治，现在竟像以前对格拉古的坟墓一样，对喀提林的坟墓献花圈花束了。他们原先之所以投在恺撒的旗帜下，是因为他们盼望恺撒能在喀提林失败之处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