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第二十五(第3/4页)

1961年1月初,经济学家托宾在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他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托宾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

肖洛霍夫受宠于苏联政府,他曾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敌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们。60年代,肖洛霍夫在一次大会上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20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肖洛霍夫受到大家的鄙夷,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说他“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察官的角色”。

历史学家泰勒一生有不少对手,其中与右翼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的长期论战最为有名。特雷弗·罗珀曾对他说:“我恐怕你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会损害你的名声。”泰勒反驳:“你的批评会损害你作为历史学家的名声——如果你有的话。”

威廉·巴克利是美国保守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博学多才的编辑、作家。他反应敏捷,言辞犀利。1965年,巴克利被推为保守派候选纽约市市长一职,实际上,他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甚至巴克利本人也不怎么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位记者采访他,问道:“如果你被选为纽约市市长,你要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什么?”巴克利回答说:“我将首先重新点一下选票,看看有没有弄错。”

丘吉尔曾在公开场合演讲,台下有人递上来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笨蛋。”丘吉尔神色轻松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惜写信人只记得署名,忘了写内容。”

希区柯克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在法拉奇采访他时,他受到咄咄逼人的法拉奇的激将,终于解释其原因:“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

安·兰德曾任美国《太阳时报》的专栏作家。在一次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位相当体面的参议员向她走来,开玩笑说:“你就是作家安·兰德吧,给我说个笑话吧!”安小姐回答:“那好啊。你是政治家,给我说个谎吧!”

斯特拉文斯基一生创作了大量乐曲。一次,有位电影制片人出价4000元邀请他为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配乐,被他当面拒绝,理由是钱太少了。制片人争辩道,另有一位作曲家也以同样的价为一部新片谱了曲。作曲家分辩说:“他有才呀!我没有才,干起来就要吃力得多。”

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问夏奈尔:“我该在哪儿喷香水?”她回答说:”任何你希望被亲吻的地方。”

据说罗慕洛见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时,铁托拿出酒和雪茄招待,罗慕洛婉拒。铁托问:“你喝酒吗?”罗慕洛说:“不喝。”“你抽烟吗?”罗慕洛还说:“不抽。”铁托不解:“那你平常做什么?”罗慕洛说:“我做等等什么。”铁托大笑不止。

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上,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地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还有一次,萧伯纳曾跟一位胖得像皮球似的神甫相遇。神甫对他说:“外国人看你这么干瘦,一定以为英国人都在饿肚皮。”萧伯纳笑着回答:“外国人看到了你一定会找到造成灾难的原因。”

马塞尔·埃梅是法国的文学家。有一天,一名记者对埃梅抱怨说,现代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埃梅温和地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你得承认你的自由受到限制。”“这倒是的,”埃梅答道,“我不时发现我极大地受到词典的限制。”

当尼克松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一天,美国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穿着老式的破烂衣服在加利福尼亚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一位贵妇人看见他,停下脚步,想知道是否可以叫这位园丁到她家去干活。“园丁,”她招呼道,“这家主妇付给你多少报酬?”“噢,我不收钱。”格劳乔闻声抬起头回答说,“这家主妇只是让我跟她睡觉。”

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