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第二十五（第3/4页）

1961年1月初，经济学家托宾在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他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托宾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

肖洛霍夫受宠于苏联政府，他曾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敌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们。60年代，肖洛霍夫在一次大会上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20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肖洛霍夫受到大家的鄙夷，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说他“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察官的角色”。

历史学家泰勒一生有不少对手，其中与右翼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的长期论战最为有名。特雷弗·罗珀曾对他说：“我恐怕你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会损害你的名声。”泰勒反驳：“你的批评会损害你作为历史学家的名声——如果你有的话。”

威廉·巴克利是美国保守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博学多才的编辑、作家。他反应敏捷，言辞犀利。1965年，巴克利被推为保守派候选纽约市市长一职，实际上，他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甚至巴克利本人也不怎么认真对待竞选。其间，有位记者采访他，问道：“如果你被选为纽约市市长，你要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什么？”巴克利回答说：“我将首先重新点一下选票，看看有没有弄错。”

丘吉尔曾在公开场合演讲，台下有人递上来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笨蛋。”丘吉尔神色轻松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惜写信人只记得署名，忘了写内容。”

希区柯克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在法拉奇采访他时，他受到咄咄逼人的法拉奇的激将，终于解释其原因：“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

安·兰德曾任美国《太阳时报》的专栏作家。在一次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位相当体面的参议员向她走来，开玩笑说：“你就是作家安·兰德吧，给我说个笑话吧！”安小姐回答：“那好啊。你是政治家，给我说个谎吧！”

斯特拉文斯基一生创作了大量乐曲。一次，有位电影制片人出价4000元邀请他为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配乐，被他当面拒绝，理由是钱太少了。制片人争辩道，另有一位作曲家也以同样的价为一部新片谱了曲。作曲家分辩说：“他有才呀！我没有才，干起来就要吃力得多。”

有一位年轻的女士问夏奈尔：“我该在哪儿喷香水？”她回答说：”任何你希望被亲吻的地方。”

据说罗慕洛见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时，铁托拿出酒和雪茄招待，罗慕洛婉拒。铁托问：“你喝酒吗？”罗慕洛说：“不喝。”“你抽烟吗？”罗慕洛还说：“不抽。”铁托不解：“那你平常做什么？”罗慕洛说：“我做等等什么。”铁托大笑不止。

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上，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地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还有一次，萧伯纳曾跟一位胖得像皮球似的神甫相遇。神甫对他说：“外国人看你这么干瘦，一定以为英国人都在饿肚皮。”萧伯纳笑着回答：“外国人看到了你一定会找到造成灾难的原因。”

马塞尔·埃梅是法国的文学家。有一天，一名记者对埃梅抱怨说，现代社会阻碍了人类的自由发展。“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埃梅温和地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自由的。”“但是，毫无疑问，你得承认你的自由受到限制。”“这倒是的，”埃梅答道，“我不时发现我极大地受到词典的限制。”

当尼克松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一天，美国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穿着老式的破烂衣服在加利福尼亚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一位贵妇人看见他，停下脚步，想知道是否可以叫这位园丁到她家去干活。“园丁，”她招呼道，“这家主妇付给你多少报酬？”“噢，我不收钱。”格劳乔闻声抬起头回答说，“这家主妇只是让我跟她睡觉。”

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