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第二十二（第3/4页）

1963年4月，在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黑人向“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城市”——伯明翰市集中发动强大的和平攻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快餐馆里进行连续不断的静坐，接着联合抵制商人和进军市政厅。正当黑人勇敢地行进时，一个州法院颁布禁止进军的命令，金被捕了。他在监狱中写信说：“道义上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他警告说，如果非暴力抗议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

在达扬当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后，他指令总参谋部向部队下达士兵休假的命令，并对记者说：“假如外交手段能够获得亚喀巴湾的自由通行权，我当然十分高兴。”阿拉伯人从广播中听到“很多以色列士兵已获准休假，可以看到他们在海边日光浴”的消息，松了口气。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德堡对人说：“据我对以色列人的了解，这也许意味着他们要在明天发动战争。”这场第三次中东战争被称为“恶魔导演的战争”。

20世纪70年代，在韦德拉领导的军政府期间，多达3万名阿根廷人失踪。1977年4月，14位失踪者的母亲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中心区的五月广场，要求政府给出说法。五月广场母亲发展到几百人，在第二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来自欧洲球队的球员到广场表示支持。母亲们的口号是：“他们把他们活着带走，我们想要他们活着回来。”

80年代，皮诺切特在智利实行独裁统治。针对人们希望皮诺切特的军政府同僚们取代他以推进民主等等幻想，皮诺切特说：“如果我们回到有些政治人物所渴望的那种形式上的肤浅民主，我们就是在背叛智利人民。”人民却无法苟同。抗议者们喊出了一个新口号：“我们的手是干净的。”在城市街道上，学生们举起他们的手，手掌向外。演员们在演出后向观众伸出他们的手掌，观众们也向演员们伸出手掌……以此与当局和左翼暴力反叛者保持距离。

1977年秋，波兰保护工人委员会和一些学者创办了飞行大学，飞行大学的活动引起政府的关注，并遭到持续打击。一次米奇尼克和两名学生挨了打，打他们的人喊道：“你们这些卖国贼，中央情报局给了你们多少钱？”

1979年6月，保罗二世抵达华沙，他确认基督徒反对无神论的信仰，还间接地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和苏联对波兰的主宰。教皇说：波兰的未来“取决于有多少人会成长为不服从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外宣传上不遗余力。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波兰团结工会一开始就希望罢工能够成为民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全民的支持。一个周日上午，亨里克·索卡尔詹科斯基神甫主持弥撒。成千上万人从城里赶来参加，神甫给1970年工人遇害之处的木头十字架祝圣，十字架顶端是“一战”后带领波兰脱离俄国独立的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的名言：“只要愿意，就能做得到。”

在团结工会决定总罢工的前夕，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了团结工会对华沙法院强行修改工会章程提出的上诉。最高法院休庭后，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从法院走出来时，耐心而平静地在法庭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的大批群众，对他们长时间地欢呼。瓦文萨同时对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宣布，团结工会取消了举行全国性罢工的计划。瓦文萨强调了团结工会这次重大胜利的意义，但他又说：“谁也没有失败。”

1984年，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实践这个概念（即‘非暴力不合作’）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86%的地区所欠奉的。”在布罗茨基看来，现实极可能拓展为“非暴力”而“过量的合作”：“通过你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布罗茨基认为，这种胜利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

1989年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他还说：“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总统被捕。叶利钦躲过逮捕，并在100多人的拥簇下爬上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后来他又提醒全国士兵：“在这作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着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绝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