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第十一（第3/5页）

大卫·洛克菲勒做了许多祖父辈没有尝试过的事。例如，他写了一本名为《论文集》的书，讲述他在美国实力最雄厚家族中的个人生活。他还写了一本传记《回忆录》，把家族史囊括其中，好给子孙辈借鉴。不论是在他的书中，还是在生活里，大卫总是念念不忘地强调说，一个拥有巨大社会财富的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有钱人应该对社会负有一种责任感，做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奥本海默对自己造出来原子弹极为后悔，他后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我双手沾满了鲜血。”杜鲁门气得破口大骂，甚至还说：“是我下令投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关于印度独立问题的议会辩论，结束了优等民族的命运。艾德礼在议会发言时指出，过去，“一个国家在刺刀威逼下，被迫让出政权”的情况不乏先例，“但是，长期奴役另一国家的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这种情况则实属罕见”。温斯顿·丘吉尔神情忧郁，表示赞同“令人满意的小小法案”。

1950年，捷克法院宣判扎维斯·卡兰德拉有罪，这样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是共产党员，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他还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幸存者。布勒东得知消息后，催促艾吕雅去为朋友说情，艾吕雅严肃地加以拒绝，卡兰德拉最后被绞死。策兰为此写下连祷式诗行《怀念保罗·艾吕雅》，艾吕雅曾高尚地宣扬过自由、爱和“文字的力量”，策兰觉得，艾吕雅并没有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做。

史怀哲认为每一个人在伤害到生命时，都必须自己判断这是否是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不应不小心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怀哲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到与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

历史学家泰勒常常以“建制派”来形容英国的精英阶层，也使这个词语渐渐流行起来。他说：“没有事比起与建制派建立和平更令人愉快——也没有事比这样更为腐败。”

布鲁诺斯基曾说过，世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人是机器，另一类拒绝去接受人是机器。他说：“我有许多朋友如痴如醉地深爱数码电脑，当他们想到人类不是数码电脑时就伤心极了。”

在电视来临之前，卢斯以娱乐的形式重新发现了新闻的价值。他告诉《时代》的华盛顿分部负责人：“开明新闻学的功能就是去指引和领导新世界。”

冷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多的一系列核试验。有一次试验测得的量级高达5800万吨。据鲍林的估计，由此散发出来的放射性可能会造成16万名儿童有先天性缺陷，仅是碳－14含量的增加就足以在未来几十代人身上造成400万例流产、死胎或生育的缺陷。“这无异于对千百万人的谋杀，”鲍林说，“堪与法西斯将犹太人送进煤气室事件相比。”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的20万人游行集会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肯尼迪总统当天就邀请他到白宫做客，并诚挚地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不寻常的梦遇刺身亡。

经济学中普遍正确的原理，在和真实世界中的特定事件结合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权衡和取舍，而不同的权衡和取舍必然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罗宾逊夫人说过：“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维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马克思把他们的观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

音乐家卡萨尔斯曾经说：“我越来越相信任何伟大的创造，必须导源于灵魂深处的至善和道德力量。”

萨哈罗夫是一位科学家，他曾经参与苏联的氢弹试验。在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最高领导人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

虽然德斯坦风流不断，不过，法国民众对这位总统的情事似乎相当认可。法国报刊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就“总统在工作之余是否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征求民众意见。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他可以使自己轻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