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隋唐五代学术（第3/7页）
《旧书·儒学传序》云：“高祖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新书》作子弟若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生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618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礼仪志》：武德七年二月，诏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资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士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本纪》：贞观三年九月，诸州置医学。六年二月，初置律学。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高宗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则天称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此，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惟苟希徼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新书·选举志》：玄宗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明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亦听。《旧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通鉴》云：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又置集贤院。”此唐人述玄宗以前儒学兴替之大概也。案高宗时，书、算、律学，皆废而复兴，《旧纪》：显庆元年十二月，置算学。三年九月，废书、算、律学。龙朔二年五月，复置律、书、算三学。三年正月，诏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寺。算学之置，《礼仪志》在显庆二年（657年）。律、书、算三学之复，志在龙朔二年五月。并曾增置东都学生。《本纪》：龙朔二年正月，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礼仪志》：东都置国子监丞、主簿、录事各一员，四门助教、博士、四门生三百员，四门俊士二百员。“中宗反正，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任国子生听之。其家居业成而堪贡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新书·选举志》。虽情之不存，规制初未尝废也。至安、史乱后，物力艰难，乃欲承权舆而不可得矣。《旧书·礼仪志》言：“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子生不能廪食，生徒尽散。堂墉颓废，常借兵健栖止。”至永泰二年（766年），乃有补国子生、重造国学之举。此事全出鱼朝恩之妄诞，遂乃以宦人而高坐说《易》，陈教坊之乐于上庠，事见《旧书·礼仪志》及两《书·朝恩传》。事类儿戏，只足发噱。然上元中，国子尝置大成生二十人，所以待之者颇厚。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试书，日诵千言，并日试策。所业十通七然后补。其禄俸同直官。通四经。业成，
上于尚书，吏部试之。登第者加一阶放选，其不第则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选，乃从常调。见《新书·选举志》。永泰中，置两监生无定员，元和二年（807年）定之。见《旧纪》及《新书·选举志》。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文宗好尚经术，郑覃又以名儒为宰相。大和七年八月，册皇太子永，降诏言：“皇太子方从师傅，传授六经。一二年后，当令齿胄国庠，以兴坠典。宜令国子选名儒宜五经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限。”《旧书·本纪》。此为天宝罢乡贡后之旷举。于是立五经博士。事在开成元年五月，见《旧书·本纪》及《郑覃传》。又于太学立石经。自中叶后，学校屡遭兵燹，虽度支告匮，恒率官俸兴修。元和十四年（819年），文官料钱贯抽十文，以修国子监，已见第二十一章第八节。此事由郑馀庆建言，见《新书·馀庆传》。又《刘伯刍传》：孙允章，咸通中，改国子祭酒。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旧书·昭宗纪》：大顺元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刺史，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上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犹袭元和故事也。群臣论议，若贾至、归崇敬等，亦甚以学校为重。至议见《旧书·本传》及《杨绾传》。其议关涉选举，选法不变，自无由行，可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崇敬欲改国学之名及官名，说颇迂缪，然其重视学校则尤甚也。亦见《旧书·本传》。则唐人之于学校，迄未忘情也，然其效终不可睹。何哉？为政者之所求，急于应用，而历代学校所造，止于章句之儒，《旧书·张柬之传》：少补太学生，涉猎经史，尤好三礼。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柬之固有才，然亦能为章句，学校之所以重之，在此不在彼也。实为不切于务。以儒生与文吏相较，则文吏之周于用，远非儒生之比矣。况其生徒多取贵游子弟，并章句而不能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