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赋 税（上）（第4/6页）

役之法，有直役其身者，亦有取其资而免其执役者。前者所谓差役，后者以其所出之资雇人应役，则所谓雇役也。差役事难分割，或为民力所弗胜；又或事非素习，则其赔累尤巨；故二者虽同为有取于民，而雇役之法，实远较差役为善。隋文帝时，许民五十已上，输庸停役；唐取民之法，更明以庸为名；可见赋税之演进，已自然趋向此途矣。然既取其庸，役仍不能全免；既不能免，遂由轻而之重；久之又折为钱；折为钱而又责之以事。历代役法之厉民，大抵如此，而自唐至宋，则其尤剧之时也。《新书·肃宗纪》：乾元元年四月赦诏，有“天下非租庸毋辄役使”之语，足见役使出于租庸之外者甚多。取其庸而又役之，世皆以为两税兴后之弊，实则两税未行时久然矣。且殆无时不然也。应役本以成丁为限，然役及妇女，且为恒事，则未成丁者之见役，亦必在所不免。《旧书·职官志》户部职云：“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此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之制，见《新书·食货志》。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韦后表请年二十二成丁，五十九免役，见《旧书·中宗纪》。《良吏·杨玚传》，初为麟游令。“中宗时，韦庶人上表，请以年二十二为丁限。及韦氏败，省司举征租调。玚执曰：韦庶人临朝当国，制书非一，或进阶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独于已役中男，重征丁课？有司遂依玚所执，一切免之。”此特不追改既往，后此则韦氏之法必废矣。天宝三载（744年），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礼毕大赦，“百姓十人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见《旧书·本纪》《新书·食货志》。代宗广德改元赦文“男子二十成丁，五十入老”，见《旧书·本纪》。《新书·韩思彦传》：子琬，景云初上言“永淳时，雍丘令尹元贞坐妇女治道免官，今妇夫女役，常不知怪”，足见役及妇女者之多。“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正不待天宝之乱矣。唐末，刘仁恭欲尽发境内男子为兵，或说以妇人不能转饷，乃止，见第九节。此谓妇人不能转饷如男子，非不役妇人也。时或名为和雇，然或不给其直，则亦徒有其名耳。唐兴大工，役与雇二者兼用。如《旧书·高宗纪》：永徽五年三月，以工部尚书阎立德领丁夫四万筑长安罗郭。十一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是也。龙朔三年二月，陇、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征修蓬莱宫用役。《玄宗纪》：天宝十二载十月，和雇京城丁户一万三千人筑兴庆宫墙，起楼观。则用雇。盖役民法有定限，故以雇补其不足也。《韦凑传》：睿宗起金仙、玉真两观，凑进谏曰：“高价雇人，三辅农人，趋目前之利，弃本逐末。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窃恐不可。”似诚能以高价致人。然《裴延龄传》：陆贽上书疏其失，则谓其“追捕夫匠，迫胁就功，以敕索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为名而不偿其庸”。贽于延龄，攻之庸有过当。然《新书·令狐楚传》言：营景陵，诏楚为使。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等不偿庸钱十五万缗，楚献以为羡余。怨诉系路。诏捕翚等下狱诛，出楚为宣歙观察使。又《韩愈传》：华阴令柳润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则名为雇而不偿其庸者甚多。延龄此事，亦不敢谓其必无也。贞观五年（631年），太宗将修复洛阳宫，戴胄上表谏，言关中役重，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旧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上疏，言“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有恩诏，令其减省，而

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又《高季辅传》：季辅上封事五条，有云：“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菽粟虽贱，储蓄未多。特宜优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弥复优闲，须为差等，均其劳逸。”其言畿辅役重，足与戴胄之言相证。然《新书·来济传》言：高宗时，“山东役丁，岁别数万人”。又《食货志》：开元时，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则季辅所谓江南、河北优闲者，果安在也？《通鉴》：贞观十六年七月，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贞观号称太平，而犹如此，况于武、韦乱政之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