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食储、漕运、籴粜（第3/6页）
之处如此，即有仓之处，亦岂能遍及哉？义仓之设，其利盖非浅鲜。然其行之亦不能无弊。《旧书·食货志》：“长庆四年三月，制曰：义仓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句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奏闻，节级科处。”又《宣宗纪》：大中六年四月，敕常平义仓斛，每年检勘，实水旱灾沴处，录事参军先勘人户多少支给。先贫下户，富户不在支给之限。观此二事，而当时官吏豪强，互相勾结，以侵削贫下之情形可见矣。此官为举掌所必不能免之弊也。
唐世振贷，京师多用太仓粟，东都则用含嘉仓。《旧书·高宗纪》：永徽六年八月，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永隆元年十一月，洛州饥，减价官粜，以救饥人。《玄宗纪》：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粟二百万石给之。天宝十二载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十三载（734年），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代宗纪》：大历四年八月丙申朔，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五行志》云至九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五行志》云：官出太仓米贱粜。又云：五年（770年）夏，复大雨。京城饥，出太仓米减价以救之。《德宗纪》：贞元十四年十月癸酉，以岁凶谷贵，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开场粜以惠民。十二月癸酉，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粜，以惠河南饥民。《食货志》云：是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九月，以岁饥，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五年二月，出太仓粟十八万石粜于京畿诸县。《食货志》同。《宪宗纪》：元和九年二月，诏以岁饥，放关内元和八年（813年）已前逋租钱粟，振常平、义仓粟三十万石。五月，旱，谷贵，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以惠饥民。《食货志》云：并振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纪》又云：十二年四月，出太仓粟二十五万石粜于西京，以惠饥民。《食货志》同。《敬宗纪》：长庆四年二月，以米贵，出太仓粟四十万石，于两市贱粜，以惠贫民。《食货志》云：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皆京都振贷之事也。其诸州振贷，多用常平、义仓，即京畿亦有然者。《食货志》：元和十二年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振给。《穆宗纪》：长庆二年十月，诏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宜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文宗纪》：大和六年正月，诏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风尤甚。应京畿诸县，宜令以常平、义仓斛斗振恤。二月，苏、湖二州水，振米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给。七年正月，诏关辅、河东，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振粟十万石，河南府、河中府、绛州各赐七万石，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物充。开成三年正月，诏去秋蝗虫害稼处放逋赋，仍以本处常平仓振贷，是其事也。《高宗纪》：永徽二年正月，诏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今东作方始，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振贷。振贷兼用正仓见于《纪》者，惟此一诏而已。《玄宗纪》：开元十五年（727年），是秋，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振给之；则灾区广，并非当地仓储所能给矣。以常平、义仓振贷者，旋或免之。如《宪宗纪》：元和六年二月，以京畿民贫，贷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诸道州府，依此振贷。十月，诏今春所贷义仓粟，方属岁饥，容至丰熟岁送纳。七年二月，
诏以去秋旱歉，振京畿粟三十万石。其元和六年（811年）春振贷百姓粟二十四万石，并宜放免是也。亦见《食货志》。此固为宽政，然常平本钱，不宜耗散，实不可以充振，盖因义仓不给，不得已而用之，又不得已，乃并免其征偿也。
虽有义仓，益以常平，犹不足以苏民困，谷价自亦不能平，故通商仍为最亟。《通鉴》：元和三年七月，以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坦到官，直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新书》本传曰：商以米坌至，乃多贷兵食出诸市，估遂平。凶岁不抑谷价，后此夫人知之，实坦发之也。胡三省说。《旧书·崔倰传》：附《崔祐甫传》后。转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湖南旧法，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相恤。倰至，谓属吏曰：“此非人情也。无宜闭粜，重困于民也。”自是商贾通流。《新书·王播传》：关中饥，诸镇或闭粜，播以为言，三辅不乏。《通鉴》：穆宗长庆三年（823年）《考异》引《柳氏叙训》，谓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有齐衰者哭且献状，曰：“迁三世十二丧于武昌，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绰召军吏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实以稻米。时岁俭，邻境尤甚，人以为神明之政。谓“闭粜非美事，今不取”。观此数事，知当时遏籴者甚多。盖缘俗吏无识，又时无通盘筹画之政，遂皆苟顾目前也。《新书·王播传》：播弟起，历河中节度使。方蝗旱，粟价腾踊，起下令家得储三十斛，斥其余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势不从，置于法。由是 积咸出，民赖以生。《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四年正月，应京畿内人户有停贮斛斗者，并令减价出粜。如不遵行，当令检括。此等刑驱势迫，究非善策也。《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四月，滨淮州镇上言：“淮南饥民，过淮籴谷，未敢禁止。”诏曰：“彼之生民，与此何异？宜令州县津铺，无得禁止。”三年七月，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饥民度淮而北者相继。濠、寿发兵御之，民与兵斗而北。帝闻之曰：“彼我之民一也。”听籴米过淮。唐人遂筑仓多籴以供军。八月，诏唐民以人畜负米者听之，以舟车运载者勿予。周祖武夫，然文臣之识出其下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