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 业（第3/5页）
通工易事，势不可一日辍也，故虽当海宇分崩之际，商贾仍无时而不通。王师范之举兵，一时欲入十余州，而多诈为商贾，史称诈为商贾及贡献，然必以诈为商贾者为多。《旧五代史·张归弁传》：为齐州指挥使。属青帅王师范叛，遣将诈为贾人，挽车数十乘，匿兵器于其中，将谋窃发。归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宁。是其一事。即可见商贾之靡国不到。王延羲弒王昶，遣商人间道奉表称藩于晋，而昶先使郑元弼至大梁，晋人恶其致执政书辞不逊，又求用敌国礼，下之于狱。后释之。延羲又因商人奉表自理，乃获封授。其后留从效称藩于周，亦遣衙将蔡仲赟衣商人服，以绢表置革带中，间道北行。可见南北虽隔绝，商贾实无时而不通矣。杨行密破孙儒，入扬州，议出盐、茗畀民，输帛幕府。高勖曰：“创破之余，不可以加。且帑资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邻所无，不积日，财有余矣。”行密纳之。此可见丧乱后欲求苏息者，莫通商若也。是时田 为行密守宣州，亦以能通利商贾，民爱之。行密归马殷弟，谓之曰：“何以报我？”答曰：“愿通二国好，使商贾相资。”行密喜，而殷亦不征商旅，又用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庸能以境内所余，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通商之效可见矣。《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二年六月，“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此郡五岭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梁祖岂恤邻封？亦以商贾委输，于己有利也。接境之邦，贸易自更难隔绝。何福殷以玉枕易茗于淮南，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范延策献封章于后唐明宗，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以实中国。《旧五代史·高行珪传》。《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十二月，李璟奉书于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贞求援，又闻大国缘淮屯军，当国亦于境上防备。昨闻大朝收军，当国寻已撤备。其商旅请依旧日通行。”朝廷不报。然及周太祖篡立，广顺元年三月，即敕朝廷与唐，本无仇怨，缘淮军镇，各守疆域，商旅往来，无得禁止。《通鉴》。四月，又诏缘淮州县，许淮南人就淮北籴易糇粮。《旧书·本纪》云：时淮南饥故也。周祖亦岂计恤邻？盖实两有所利矣。其中遭间隔者，亦不惮绕道以求通。《新五代史·刘铢传》：汉高祖即位，拜永兴军节度使。徙镇平卢。是时江淮不通，吴越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民负失期者，务吏擅自摄治，置刑狱，不关州县。而前为吏者利其厚赂，纵之不问，民颇为苦。铢一切禁之。然则吴越之必泛海而来者，盖有所利焉？《通鉴》：梁均王贞明二年七月，上嘉吴越王镠贡献之勤，加镠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翰林学士窦梦征执麻以泣，坐贬蓬莱尉。朝议盖有所见也？《旧史·铢传》云：铢告所部不得与吴越征负，擅行追摄。则狱由吴越自置，追摄仍中原官吏为之，是摄己民而致诸他国在吾国境内所置之狱也。赂使他国官吏为之用如此，其厚可知，而商利之厚，弥可想矣。《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六月，董璋遣兵掠遂、阆镇戍。七月，两川以朝廷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似干戈确足以阻贸迁者，然此特一时观望耳，事小定则往来如故矣。《新五代史·安从进传》：南方贡输，道出襄阳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军。《南汉世家》云：刘晟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赟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吴越世家》云：钱氏多掠得岭南商贾宝货。初未闻其足寒商人之胆也。
四境之外，商利亦无不饶。突厥当都蓝时，即遣使请缘边置市贸易。其后启民顺服，贸易自无不通。大业初，炀帝幸榆林，宇文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数月。还至青门外，欲斩之而后入城。解衣辫发，以公主故，久之乃释，并智及赐其父述为奴。足见违禁交市，其利甚厚。《新书·突厥传》：武德七年（624年），颉利遣使来，愿款北楼关请互市。帝不能拒。毗伽可汗时，又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回纥交市之盛，事已见前。此北方之贸易也。韦艺迁营州都督，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赀巨万。
韦云起，契丹入营州，诏护突厥兵往讨，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遂致克捷。则是时诸夷亦互有交易，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未必不道由契丹也。入五代来，契丹与后唐构兵不息，然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契丹请置互市，《旧史·本纪》。则兵虽交，贸易初不因之而绝矣。石晋之世，契丹入中国贩易者甚众，故景延广得杀其人而夺其货。《新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鸡林行贾雠其国相，率篇易一金，云伪者，相辄能辨之。《新罗传》：龙朔元年（661年），春秋死，子法敏袭王。以其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此说盖近于诬？然时中国与新罗有商贾往来，则不虚矣。此东北方之贸易也。《旧书·李安远传》：武德时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伏元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新书》云：边场利之。盖以是为其功？其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而吐蕃开元时言和，亦请交马于赤岭，互市於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见《新书·本传》。宪宗时款陇州塞丐互市，诏可。河湟之复，诏言三州七关，创置戍卒，自要务静，如蕃人求市，切不得通。盖因边人求利，虑启衅端，然蕃人求互市之切，则于此可见矣。《旧五代史·王思同传》：明宗用为同州节度使。未几，移镇陇右，长兴元年（930年）入朝。明宗问秦州边事，对曰：“秦州与吐蕃接境，蕃部多违法度。臣设法招怀，缘边置寨四十余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饮食之界上，令纳器械。”此自汉人言之则然，其实边人与蕃戎贸易者，多恣剥削以自利，未必无激怒彼处也。此当谋善为管理。因此而拒绝通商，未免因噎废食矣。中叶以后，党项之入居内地者甚多，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者亦众。藩镇又或强市马而不雠其直，遂至时有叛乱焉。《旧书》本传。又《崔慎由传》：父从，长庆二年（822年），为鄜坊丹延节度使。党项羌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盖官之廉者，不徒无所诛求，且必能善为管理，羌人自不致为变也。此西北边之贸易也。三边贸易，多系游牧部族。其物之最要者为马。《新书·王忠嗣传》：初在朔方，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故蕃马寖少，唐军精。高价能使蕃马寖少，此乃侈辞，然中国自可收其用。山南之距回纥远矣，而李皋在襄州，乃市其马以益骑兵，可见其所裨之大。若乃借进贡为名，以求锡赉，杂驽良以求多雠，致使国家空耗财币，此则措置之失，非通商之本意也。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回纥亦以驽马求高价，此则中国直是畏其强，借名赂遗之耳，不可以贸易论。《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上谋于宰相。对曰：“夏州边镇，朝廷向来每加优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系重轻。且宜抚谕彝兴，庶全大体。”上曰：“德扆数年已来，尽忠戮力，以拒刘氏，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皇恐谢罪。此事可见游牧部族求与中国通商之所以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