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叶后南蛮之患

《新书·南蛮传》赞曰：“唐北禽颉利，西灭高昌、焉耆，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汉之故封，其外濒海，诸蛮无广土坚城，可以居守，故中国兵未尝至。及唐稍弱，西原、黄洞，继为边害，垂百余年。及其亡也以南诏。《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以夷狄先诸夏也。”此言唐之亡，与南方之驿骚，深有关系也。南蛮贪小利，不为大患，韩愈语，见下。而能敝唐者？以其调兵转饷，所牵动者大也。此则政理之不臧，亦未可尽咎蛮夷矣。

南诏异牟寻，以元和三年（808年）卒，子寻 劝立。明年卒，子劝龙晟立。《新书》《通鉴》同。《旧书》：寻劝作苴劝，劝龙晟作龙蒙盛。淫虐不道。十一年（816年），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之。《通鉴注》：南诏置弄栋节度使于嵯巅，唐姚州之地。《旧纪》太和三年（829年）及《杜元颖传》皆作巅。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蛮患肇于此矣。长庆三年（823年），劝利卒，弟丰祐立。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太和三年（829年），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嵯巅袭陷巂、戎二州，遂陷邛州，《通鉴》云：元颖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戍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自给。蛮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蛮皆知之。嵯巅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大败。邛州遂陷。邛州，今四川邛崃县。径抵成都，陷其外郭。诏发诸镇兵往救。时先发东川、兴元、荆南兵，继以鄂、岳、襄、邓、陈、许，又以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之。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南诏寇东川。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巅。嵯巅修好而退。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此据《通鉴》。《新书》云：赴水死者什二三。《鉴》云：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新书》云：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盖于诸工尤重织也。《旧书·李德裕传》：德裕帅西川，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盖所俘什之一耳。有文事而无武备者，亦可哀矣。诏诸道兵皆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巅。四年十月，钊求代，以李德裕为西川。练士卒，葺堢鄣，积粮储，蜀人稍安。是岁，嵯巅以表自陈，兼疏杜元颖过失。《旧书》本传。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新书》本传。

盖蛮志仅在虏掠。故所欲既遂，旋即戢兵也。蛮人最利俘掠，盖所以益其众也。观第六章第五节所述吐蕃事可见。《新书·元结传》：西原蛮入道州，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亦其一证。然安南之地，慢藏诲盗，复启戎心。

唐初定南海，于交趾之地置交州。高宗时，又立安南都护府。《旧纪》在永隆二年（681年），即开耀元年八月。《新旧·志》皆在调露元年（679年）。《志》又云：至德二年（757年），改为镇南都护。《新志》云：大历三年（768年），复为安南。《旧志》则在永泰二年（766年）。其地为利薮，而居官者多贪暴，故数有不安。垂拱三年（687年），有李思慎等之乱，见新旧《书·文苑·刘延祐传》。开元十年（722年），有梅叔鸾之乱，见《旧纪》及新旧《书·宦者·杨思勖传》。《旧传》作梅玄成。《通鉴》又作梅叔焉。《考异》云从《旧纪》，然今《旧纪》作叔鸾。贞元七年（791年），有杜英辅之叛，见《新旧·纪》及《李复传》。十九年（803年），经略使裴泰为州将王季元所逐，见新旧《纪》。时占婆稍强，颇与安南相攻，梅叔鸾之乱，《旧书》即云其与林邑、真腊通谋，见《杨思勖传》。《旧纪》：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三万余人，获战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新纪》云：环王寇安南，都护张舟败之。其《环王传》云：元和初，不朝献。安南都护张舟执其伪欢、爱州都统，斩三万级，虏王子五十九，获战象、舠、铠。合观三文，知当时环王既陷欢、爱，又进犯安南，张舟特御敌之师也。《新书·裴行立传》：迁安南经略使。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废其君，来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将杜英策讨斩之。行立乃好战之徒，而不乘环王内衅，盖力有所不及也。而黄洞蛮为患尤烈。黄洞者，西原蛮之属黄氏者也。据《通鉴》元和十四（819年）《注》。《新书·裴行立传》称为“黄家洞贼”。西原蛮者，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广州见第二章第七节。容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邕州见第三章第七节。桂州见第二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