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代宗政治（第4/4页）

元载既诛，代宗用杨绾为相。《旧书·绾传》言：载秉政，公卿多附之，绾孤立中道，清贞自守。又云：载以绾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实疏忌。会鱼朝恩死，载以朝恩尝判国子监事，尘污太学，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为国子祭酒。实欲以散地处之，此亦所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者也。载伏诛，乃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宽，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即日潜遣毁拆。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出入，驺驭百余，亦即日减损华骑，惟留十骑而已。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此似虚辞称美，且过其实，然唐中叶后，纪纲扫地，文武臣僚，皆溺于侈靡，以致武官则拥兵自重，文官则政以贿成，实为致乱之原，肃清之道，固不能无藉乎齐斧，然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欲喻诸人，纵可刑驱，终非心服，则举一清操拔俗者，以资表率，亦诚不可少也。是年五月，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通鉴》。稍以法令约束武人，更为当务之急。史又言：时厘革旧弊，惟绾是瞻，则所欲行者尚多。夫固实有经纶，非徒雅望镇俗而已。惜绾夙有痼疾，居职旬日即中风，是年七月，遽薨。时与绾同相者为常衮。绾卒，衮遂独当政。《旧传》言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然又云：性清直孤绝，不妄交游。惩元载时贿赂朋党大行，不以财势者，无因入仕，乃一切杜绝之，中外百司奏请，皆执不与，则亦不失为贤者。代宗初藉元载之权谲，及其败，复能用绾与衮以矫之，可谓知所务矣。故代宗实非昏愚之主也。

然代宗迷信佛教殊深，因此诒误政事，且耗财蠹国者亦极大，此则殊不可解。《旧书·王缙传》云：代宗初喜祠祀，未甚重佛。缙与元载、杜鸿渐喜饭僧徒，代宗问以福业报应，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象，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穷极珍异，出人乘厩马，度支具廪给。每西蕃入寇，必令僧讲诵《仁王经》。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陵夺。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僧徒藏奸蓄乱，败戮相继，而信心不易。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五台山有金谷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五台山，在今山西五台县东北。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孟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云：“缙等对扬启沃，必以业果为证。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不足道也。故禄山、思明，毒乱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将乱而死；西戎犯阙，未击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根，则人事弃而不修。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新书·食货志》曰：时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鱼朝恩擅权，代宗与元载日夜图之。及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天子颛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禀赐僧巫，岁以巨万计。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亦可谓甚矣。帝性阴鸷，殊非迷信之徒。而时黎干用左道位至京尹，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且无虚月，则所信者又不独佛，此真不可解。岂以争位贼其三弟，有慊于中而然邪？

《新书·文艺传》：史思明陷洛阳，有诏幸东京，将亲征，苏玄明时知制诰，上疏言：每立殿廊，旌旗之下，饿夫执殳，仆于行间者，日见二三，市井馁殍，求食死于路旁者，日见四五。三公已下，廪稍匮绝，将士粮赐，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减往年；梨园杂伎，愈甚今日。肃宗之昏愚如此，代宗能连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且能用杨绾，可谓差胜乃父，然其佞佛之妄费，则恐又加甚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