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炀帝事四夷（第2/5页）

西羌种类，《隋书》所载，又有附国及嘉良夷。附国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其东为嘉良夷。大业初，于益州置蜀郡。《传》又云：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盖今雅硥江、金沙江也。附国有王，嘉良夷惟种姓自相率领。其人皆垒石为 而居，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俗好复仇。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皆羌俗也。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隋书》之女国，即新旧《唐书》之东女，中实包含二国：一在于阗之南，即见于《大唐西域记》，其本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者。《隋书》云“将盐向天竺兴贩”，《旧唐书》云“文字同于天竺”，《新唐书》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皆此国也。此国惟隋开皇六年（586年）或曾一来，已见第二节。一即此所谓女国。《唐书》谓其东接茂州，东南接雅州，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者。《旧书》云：隋大业中，蜀王遣使招之，拒而不受，盖指此国。唐天宝前数来，后入于吐蕃，贞元中乃复至，事见后。《隋书》及新旧《唐书》，皆合二国为一，实大误也。茂州，今四川茂县。雅州，今雅安县。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风俗略同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

炀帝东征之举，始于大业七年（611年）。是年，帝如涿郡。明年正月，大军集，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命总集于平壤。又有沧海道军，径造平壤。《本纪》云：总百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馈运者倍之，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车驾渡辽，营于辽东，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七月，宇文述等九军败绩于萨水，遂班师。《高丽传》云：帝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城将陷，高丽辄言请降，诸将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高丽守御亦备。如此者再三，帝终不悟，遂至师老食尽焉。《于仲文传》云：至鸭渌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必擒之。至是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抚慰使，固止之，遂舍。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来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文德烧栅而遁。时宇文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怒。初帝以仲文有计画，命诸军谘禀节度。述等不得已，从之。东至萨水，述等以兵馁退归，师遂败绩。帝以属吏，诸将皆委罪于仲文。帝大怒，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方出之。卒于家，时年六十八。宇文述与仲文并除名，刘士龙见杀，见《纪》。《宇文述传》云：述与九军至鸭渌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皆同。述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度水追之。文德欲疲述众，每斗皆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高丽击后军，于是大溃。一日一夜，还至鸭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而已。有机不乘，任其行诈，炀帝纵昧兵谋，未必迂阔至此。乙支文德，诏旨以与高元并举，必高丽之宿将重臣，既来而复纵之，刘士龙亦岂若是其愦？盖当时劳师远涉，实如强弩之末，高丽之不可力取，形势业已显然，故冀以抚纳，懈其斗志也。乙支文德既敢轻来，军中必已严备，执之何益？疲兵乏食，平壤岂复可攻？然则仲文之计，实为行险徼幸，诸将殆非委罪之辞也。宇文述骄贵，必不肯听仲文节度，则炀帝命诸将谘禀，度亦不过令参计议，并无统率之权。然则当日九军，殆无元帅？此其所以进不得速，退不能果，终至一败涂地欤？《段文振传》：文振是役出南苏道，在道疾笃，表言：“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惟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平壤孤城，势可拔也。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则高丽列城坚守，延引师期之计，隋朝将帅未尝不洞烛之。炀帝分兵以缀其列城，而使宇文述等直指萨水，似亦欲倾其本根。然三月已至辽东，七月方临鸭渌，则军行实病其迟。盖失之徒知用众，而不能以轻锐赴机。然万乘亲行，则势不能不出于持重。《庾质传》：质于是役承召问，尼帝亲行，而请命骁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明年，又问，仍以是为言。盖正虑此失？此则失于炀帝之矜功而轻敌，必欲亲行以为快也。入虎口而能脱，引敌至距国都一舍之地而不疑，乙支文德则可谓智勇兼济矣。是役也，来护儿以水军入 水，破平壤郛，纵军大掠，稍失部伍，为高元弟建武所败，退屯海浦。闻宇文述等败，亦还。隋惟于辽西拔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通定镇，在辽中县辽河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