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以国家之名(第2/8页)
第四,从地形上讲,一旦上海开战,将把日本“从北向南”的攻击引入“从东向西”的“仰攻”路线中(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这样就算中国一路退守,西南还有大后方。
让这批人感到宽慰的是,蒋介石最终也认同了这种观点。
为此,张治中其实一直在抽调自己能指挥的正规军,填充到上海的“保安团”中——在虹桥机场击毙大山勇夫的正规军,就是张治中调动的。
不过,日本人在大山勇夫被击毙之后,很快也嗅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味道,立刻命令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日本海军则调动“龙骧”号和“凤翔”号两艘航母,外加原本对苏联实施警戒任务的“加贺”号,逼近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在上海的原有日军,再加上第三舰队机动部队2400人,一共达到了4000多人。
按照张治中的估计,如果要全歼在上海的日军,那么只凭他能指挥的几个师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切,就取决于蒋介石到底有多想打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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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中午,孙元良下令,先头部队汇报抵达位置。
孙元良,黄埔一期毕业,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在8月12日率全师搭乘火车抵达上海。他心里知道,如果哪场战争蒋介石一上来就要调用他这支部队,那说明校长一定是下了大决心了。
因为他的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也不是一般的中央军,而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

孙元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演员,叫秦汉
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蒋介石的算盘是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60支德式步兵师。但时间紧迫,到卢沟桥枪声响起时,只训练出了20个师。而在这20个师中,由原中央警卫第一师改建的第八十七师、中央警卫第二师改建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在这两个师补充旅基础上建立的第三十六师,德国化最彻底。
以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为例,师以下辖两个旅,旅下辖两个团,团以下的营、连、排、班均为三建制。团一级有自己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通信连,一个特务连,一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而师一级更是拥有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营、卫生队。全师配德式钢盔,绝大多数配纯德式毛瑟步枪,轻机枪用的是捷克造,重机枪是二四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这些配置和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已是顶配。

中央军的德械师
如今,为了在上海大干一场,蒋介石上手就甩出了自己手中的王牌——一方面是体现对这场战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向全国的各路军阀显示了自己的诚意:你们看,我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来了,诸君看着办。
就这样,在8月12日前后,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全都是载满士兵的卡车,所有通往上海的火车也停止了客运,被辟为运兵的专列。
8月12日那天的清晨,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窗外的马路上,全都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从1932年之后,上海市民就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城市看到过自己的正规军了。
一时之间,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在传播这样一条信息:终于要打小鬼子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而等待变成现实的那一根导火索,在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终于被点燃。
孙元良在8月13日得到的汇报是: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易瑾,率全营进驻了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规定的中日停火线:八字桥。
随后,易瑾就发现了迎面扑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
双方军队迎面撞了个正着,几乎都没有犹豫,同时开火。
按照张治中原定的计划,全面总攻其实应该是在8月14日,但因为这次遭遇战,历史就被定格在了1937年8月13日。
张治中在这一天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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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4日下午,高志航听到笕桥机场拉响了防空警报。
高志航,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的9架飞机刚刚降落,而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正准备降落(关于中国抗战期间空军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1》中收录的《抗战期间的中国空中经营》)。
防空警报拉响的原因,是笕桥机场上空出现了9架日本“九六式轰炸机”——它们是来报复的。
8月13日,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营在八字桥的遭遇战中与日军交上了火,但陆上战斗还没全面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