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的抉择：是死，是死，还是死？（第2/4页）

这个社团，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兵、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了不少流氓无赖。

聂士成是从心底里反对义和团的。在他看来，这伙“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会帮助抵抗洋人，还会扰乱国家的根基。

不过，当时除了聂士成态度鲜明外，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很暧昧——因为慈禧的态度一直在变。

最典型的，当属袁世凯。袁世凯是最恨义和团的，但他在主政山东期间，却一直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曾假模假样地请来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兄”，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神功，然后假装不知情，用洋枪将他们全部击毙。最终，他不剿不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成员最终都撺掇去了北京城。

但聂士成不愿意。

1899年4月，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被义和团杀伤数十人。性子火暴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的500人。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叫来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但聂士成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但是，问题最终还是来了：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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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戴罪立功”？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8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1.15万余公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诸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名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掺和”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全军1.3万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万支。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水平，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西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因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火力配备不亚于对方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得到任何封赏。

到了6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10次，战斗力剽悍。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也趁机四处劫掠。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名义和团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