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6/16页）

纵观整个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其中不乏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俨然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狭隘，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得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受到查处。

正统十年和十二年，王振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被王振陷害的人里，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这样的帝国忠良，但也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既有不学无术者，但也有治国的能臣。

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自己愿意替老师受罚。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我还不如一娃娃”的感叹，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中的老仆人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明帝国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还远没有走到亡国的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官员和50万战斗力存疑的军队就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捅了天大的娄子。王振不但连累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自己也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动乱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在京城智化寺祭祀王振，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做了总结。

刘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泪

依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刘瑾的眼泪应该是鳄鱼的眼泪。但是，在权力世界，再恶毒、再强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时候。《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大太监刘瑾曾经在权力极盛之时当着下属的面哭得一塌糊涂。

一代权宦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而且是边泣边诉：“从前宫里人（太监）担心受外臣欺凌，就推举我与他们抗衡。我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将来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在这里，刘瑾的眼泪并非作秀，也许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刘瑾本不姓刘，祖上姓谈，是陕西省兴平人。他在六岁以前便净了身，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才得以进宫，因此就改姓刘，连他的父亲也改名为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亲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刚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明孝宗在位时，刘瑾曾经违反了宫内的规矩，差一点儿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脱。否极泰来，随后他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人称“八虎”或“八党”。八个太监与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鹰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想方设法满足少年人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