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海瑞的遮羞布（第5/11页）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不取一分一毫，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贪污就象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二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和转化人。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难以达到实际效果。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以饶恕，唯有贪污是制度的红线，触及则死。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下，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叫他们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朱元璋胡子都白了，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对于这个死结，海瑞与朱元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两人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儒学原理出发，把腐败定义为道德问题，认为解决的方法只有教化和屠杀。他们往往考虑的是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利益博弈，天真地以为只要让贪腐的官员付出惨重代价，那些尚在局中之人就会抽身而出，准备入局者也会知难而退。一个新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容易操纵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官僚集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也会变得越来越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成了铁板一块，撕不破，扯不断。

在一个相对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里，一切现象都有着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思考的能力，只能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的祖制提到了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高利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有样学样，不知变通。

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

我们就拿海瑞在当教育工作者的时候就关注的驿站制度来说，海瑞质问那些不遵“祖制”官员：为什么洪武时期按制度办事，驿站可以顺利运转，现在你们怎么却说不可以？

朱元璋曾经明确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明确禁止州县官吏参与招待所工作，其目的则无非是防止官员们借口招待，公款吃喝，贪污腐败。朱元璋时期，法定的驿站开支标准相当低，官员们出差期间、旅途期间，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另外驿站的物质供应，也就是马匹、船轿、饮食等，朱元璋通过迁徙、高税率等手段从地方富户身上刮下来的。一年中的供应量没有上限，路过的官员越多，地方大户的负担也就越重。

洪武年间是朱元璋凭借着自己的刚猛手段在治理国家，通过高压政策维持制度的运转。在高压政策下，富户们没办法规避这种变相的盘剥。但随着朱元璋的去世，政治空气趋向缓和，富户们逃避这种不合理盘剥的本能也日益暴露出来，政府已不再能够通过这种程序上缺乏正义的方式，来筹措到足够的驿站运转经费。

洪武年间的县官们都不兼职做招待所所长，朱元璋的禁令固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驿站经费充裕，不必求助于当地政府。富户们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将驿站躲得远远地，驿站经费的极端拮据，自然而然会促使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去责成地方政府给自己提供所需的马匹、人夫、饮食等等。到了海瑞所处的时代，朱元璋当初定下的“祖制”已经形同虚设，各地官员可以越过兵部，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动用驿站的公共资源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