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第3/5页）

在野的“清流”少了权力枷锁的束缚，自然可以做到身心解放。但那些置身于官场中的“清流”，他们的境遇只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

明朝重臣张居正在对待那些“清流”下属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张居正认为，天下之贤，天下用之。他从来不用言官，也不喜欢官场上所谓的“清流”人士。

汪伯昆和张居正是同年，同年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跟自己同时打进排行榜的人，是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同年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是最铁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汪伯昆在湖北当过几年巡抚，一直是地方行政大员。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就把老同学从地方调到北京当了兵部左侍郎。汪伯昆走马上任以后，张居正就交给老同学一项任务，让他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汪伯昆巡边的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此人也是张居正的朋党成员。汪伯昆到了蓟辽之后，既不去听汇报、也不与当地的负责人交流工作事宜，却跑去和当地的文人学士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知道后对老同学十二分地不满意，原以为老同学会拿自己交代的事当回事，不了却被放了鸽子。

汪伯昆返回北京后，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只批了八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兰花芝草，都是好花好草，可偏偏生错了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那就要毫不客气地铲掉。你汪伯昆既然想当一个优秀的诗人，那就应该到诗歌协会去，兵部是研究军事的地方，不是文人吟诗作赋的地方。汪伯昆这个“清流”官员就这样被自己的老同学罢了官职。

在张居正看来，像老同学汪伯昆那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说话水平像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清流言官，不过是官场上好议论、好争斗的无聊文人，办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居正是一个官场实用主义者，他用人只看中两点，一是真正是有才之人，二是会做事之人。他宁用稳重之人，也不要那些过于极端的所谓人才。因此，张居正当朝十年，对于那些开书院，以及借书院讲学之名，而有事没事言议论朝政的所谓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经有过封杀书院抄了清流人士老巢的举动。清谈误国，说的比唱的都要好听，还要我们这些实干家做什么？

张居正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这样连肉都舍不得吃的大清官。《明史》称：“居正惮瑞峭直。”就是说张居正这样的高层领导也害怕下属里面有海瑞这样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他认为像海瑞这样敢抬着棺材与嘉靖皇帝理论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连皇帝老儿都敢不给面子，就别说大臣们了。

在张居正看来，海瑞这种清官做事太极端了。要知道极端是为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当个称职合格的好官，对于张居正来说，好官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而海瑞这种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也有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没器量；虽然有操守，但同时又缺乏处事的灵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有政德而并无政绩的官员。在这一点上，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

那么海瑞的执政能力是不是就像张居正所认为的那样呢？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所起用。于是海瑞就来到了江南，做了应天府的巡抚，管理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一门心思治理了几年，当地的赋税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更要命的是境内的大户人家都跑到外地去了。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无法忍受的地步，平时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破毛驴去上班。省长都不坐公车，其他官员谁还敢坐轿子？这可害苦了其他官员。

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他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一个精神斗士。他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是谁的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

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和谐安定。如果在一个为政一方，弄得地方鸡飞狗跳，不能兼顾到各方利益平衡，虽说成就了一世清名，但肯定是无法融入正式权力系统的另类官员。毕竟当官不同于做学问，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摆平一切的。海瑞的官场之路成了一场性格悲剧，最后只落得辞官回家的结局。离别之时，他语出惊人“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一个接受官家教育多年的官员，居然会说出这样不得体的话，也的确够雷人的。一句话等于把天下的官员都得罪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