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富人的愤怒理由（第3/4页）

对于士族来说，门第族望高于一切，因为这是他们通向权力的登云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高贵血统”，保持自己家族血统的纯洁性。中国人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应该与此有关。士族之间互相通婚，拒绝士庶联姻。在平时生活中，他们也鲜有交往，偶有交往，也是点到即止。士族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采用了各种办法，其中编撰“家谱”最是风行。他们希望借此将祖上的荣光照进现实。

那些把持着高位显职的士族大鳄们也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助长这种风气的蔓延。尤其在朝廷取仕用人方面，组织上是一定要“稽族谱而考其真伪”，用来防止庶族人员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谱局”，其实这个“谱局”在很多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是完全不靠谱的。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炫目的身份，还专门发明了一套烦琐的礼仪。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

也就是说，在这班人面前，绝对不能舌头打滑说出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就连同音不同字也不行，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的话，便是犯了忌讳，搞不好就抓你去蹲班房或者暴力相向。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宴招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于是连呼左右将酒拿去温一温再饮。没料到这一嗓子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可他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一时之间情绪激动竟在酒席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实话，就是王忱有所准备，一般人要想在日常交往中不犯别人的忌讳，难度系数还是相当大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高人，却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真是让人佩服之至。

在这种动辄就往脸上贴金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成为当仁不让的特权阶层。比如梁武帝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和士族时，不许动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对这些特权阶层来说，是无效的；换句话说，法律只对庶族和寒门人士造成伤害。士族人员犯罪，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或者直接赦免。而老百姓犯罪，就会立马撕去温情的面纱，如该连坐的，无论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跟着“沾光”罚做苦工。另外士族还享有免税权，因此他们多兼营商业，赚的每一分钱都能进自己的腰包。东晋时期，山阴的豪强士族们纷纷走经商之路，用手中的权力去兑换现实的利益。谢安有一个同乡被罢官后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一回广告代言人，建康的士人们都跟在他后面争出高价购买，该同乡获利数倍。士族还享有免役特权，也就是不用扛枪到边境站岗放哨。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三个人中间有两个人要去服兵役。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众被迫或自斩手足，或投靠士族为奴，称为“属名”，附属于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轻。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破坏了封建官家的权力结构，就连组织上选拔干部也既不问文武才能，更不看吏治考绩，只要有个好爸爸或者好祖宗。凭借祖上积下的那点阴德，便可青云直上，高官显贵。在当时的市面上流传一段话：“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就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在信中写两句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钱，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禄从他们呱呱坠地时就早已注定，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士庶之间有着云壤之别，可并不代表门阀士族就强大到了没有权力软肋。比说说，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枪杆子，因为这时候的军权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枪杆子自然就撑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只讲奉献，看着对方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他们也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修改户口本。当时的户口本是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以钻，谁还愿意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那时候想搞个士族的户口比什么都难。难归难，总还是有办法的，而且方法还不止一条两条。比如说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瞒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将其注销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史料记载，当时只需要花一万钱就可以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身份改成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