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是他们——纳粹——自称拥有德国过去文化的荣耀。是他们发现了德国的经典，是他们发现了巴赫、贝多芬、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舒伯特，当然还有瓦格纳——他的音乐能把歇斯底里的元首激发到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的狂暴状态。

——阿道夫·阿贝尔（Adolf Aber）[1]

虽然有许多政权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挪用过去伟大的历史人物和艺术家，但没有谁比纳粹做得更彻底的了。为利用他们1933年上台后出现的举国欢腾的热浪，纳粹政府希望利用德国丰富文化遗产中最伟大的代表来为他们特定的目标和目的服务。为使他们的行动显得郑重可敬，也为和过去保持一种连续性，他们所追求的策略让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形象来重塑这些偶像。

这一策略在音乐领域协调得特别好，阿道夫·阿贝尔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音乐学家，1936年为避难而定居英国。1944年6月，他在写关于第三帝国音乐界情形的文章时，把纳粹的意图总结为“每分钟都想着战争，但每秒钟都喊着和平”。阿贝尔认为，喊着和平的一个方式就是安排音乐节和类似的其他活动，“奢华得让人无法抵御，通常伴随着有部长和其他政党高官参加的招待会。在会上，这些官员以充满甜言蜜语的演讲，试图说服全世界：纳粹德国有着和平的意图”[2]。

几乎可以肯定，阿贝尔在这儿暗指纳粹政权组织的奢华至极的音乐庆典，即1941年为纪念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去世150周年而举办的贯穿德意志帝国及其所占领土的广泛而提升士气的活动。然而，莫扎特似乎最不可能成为对纳粹的宣传有用的附加物。虽然当时把他描绘成年轻德国天才的闪亮标本，德国士兵在东部前线作战也是为了纪念他，但他的音乐不像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那么容易塞进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必需的条顿英雄主义的模子里。

实际上，莫扎特也许是所有伟大作曲家中最不具有延伸性、最难被纳粹挪用的。在几乎每个层面上，他的哲学和道德观念都和纳粹的世界观相冲突。例如，除了书信中有几处表现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孤例以外，他并不给人激进爱国主义者的印象，至少不持纳粹所理解的这一立场。作为一个总体来说，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感到安然自在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理念看起来是超越国界，而非强调日耳曼霸权的。另外，要是到20世纪30年代他还活着，还在工作，那他人尽皆知的共济会活动、和犹太剧本作家合作三部最伟大的歌剧的明显意愿，都显然会把他置于和当局相冲突的位置。

莱昂·伯特斯坦（Leon Botstein）认为，把莫扎特转变为纳粹偶像的企图最后之所以失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音乐中有难以捉摸的东西，这些东西“让它能同等地抵御与时代相契合的恶与善”[3]即便我们同意他的观点，检视这个过程的吸引力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对莫扎特的搬弄不只为纳粹处置国家音乐遗产的方式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也展示出政权支持者为确保莫扎特成为雅利安文化至高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而愿意走到多么荒唐且时而矛盾的远处。

本书追踪这整个时期对莫扎特的接受——他既是纳粹宣传的牺牲品，也是1933年后因种族和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德国的人的希望的灯塔。本书的开头简短地考察了和1931年莫扎特纪念年相关的音乐事件，介绍了将在接下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和作曲家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人物，包括对即将到来的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接下去的三章里，关注点则放在纳粹利用或颠覆莫扎特的观念和活动，使之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几种方式：他的爱国主义、他和共济会的关系以及他和犹太剧作家洛伦佐·达·蓬特（Lorenzo da Ponte）的合作。另一方面，第五、六章从被当局迫害、被迫在德国以外继续活动的、有高度影响力的演奏家与音乐学家的角度，探讨了对莫扎特作品的接受情况。

由于纳粹政府最高层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后才开始真正主动地对莫扎特有了兴趣，第七章专门讨论了1938年至1945年间的莫扎特宣传和演出，其中特别谈到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纳粹化和1941年的莫扎特年纪念庆典。第八章考察了德意志文化帝国主义把莫扎特当作武器用在占领区的情况。最后，尽管纳粹并未给莫扎特的名誉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第九章依然估量了该政权的遗产在多大程度上为战后直接和作曲家相关的事宜蒙上了阴影。作为附录，本书收录了帝国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讲话，分别于1941年11月和12月发表于维也纳。这些文件提供了第一手证据，证明纳粹在战争关键时刻——德军当时正在东进，以图夺取莫斯科——为宣传目的利用莫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