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李渊与原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是平阳公主，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起兵叛隋和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

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首推李世民。

公元599年1月23日，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一座别馆，也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地的一座别墅。相对于李渊来说，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史称其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其情形类似于我们今天开业典礼时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请来的舞龙队。唯一的差别是：人家那是吞云吐雾的真龙，而且是不请自来的，纯属义务演出、友情捧场；我们舞的则是假龙，而且还要给人家舞龙队递茶、递烟、包红包。

李世民四岁时，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对李渊说：“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又看见了李世民，这位相士顿时双目炯炯地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李渊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来日必将贵有天下；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必定惹来杀身之祸。李渊狠狠心，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可就在他愣神的间隙，那个神秘人物忽然消失无踪。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义为次子取名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彪炳千古了。

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全唐文》卷九）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虚岁四十三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综合上述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乍一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而且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他“好弓矢”“喜博戏”“尚威武”，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可对先王之道、圣贤学问却“茫若涉海”，两眼一抹黑！

这不是纨绔子弟是什么？

比起那个“好学，善属文”，七岁就能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然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而这位“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的李家二公子，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

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他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和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激情，让他的执政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被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熏染了，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契合，总之，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背离时，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此外，杨广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

与杨广恰恰相反，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先王之道”，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些开创王道霸业所需的秉性和特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少年李世民的这些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勃勃血性和强势基因，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者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