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转基因”（第2/4页）

鲁迅生前，对是同乡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讥讽。其逝后，蔡元培毫不计较，诚受其夫人重托，两个月内遍阅鲁迅遗著，潜心析思，方落笔墨，足见他的人格之可敬绝非虚名。

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每将其与胡适相比较，以拔高他的伟大。此种比较之法的失当之处在于，仿佛胡适很矮小，只可做伟大之鲁迅的陪衬人。我年轻时深受此种比较的影响，深信不疑。后来读书渐多，始觉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将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结果一次又一次产生这样的印象——鲁迅与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却曾十分地近似过。

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乃因鲁迅是格外赞赏尼采的。

尼采的所谓哲学，在我看来，无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来，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众生的。他几乎一切都反，包括对宗教也乏敬意。但却从不以文字或语言冒犯德皇——因其母亲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泽及其身。仅此一点，作为“哲学家”便甚不靠谱了。

鲁迅赞赏尼采的文学，不引也罢。

其杂文《这样的战士》中，有几行字是：“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心窝。”

在《复仇》二篇中，鲁迅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看客们的极强烈的憎恶，不，那其实是憎恨，因极厌恶而极强烈的与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这是鲁迅那个时代几乎唯他独有的一种痛苦。他憎恨别人的悲运变成看客围娱的现象，自己却往往陷于同样境况。

然而，无论我们对鲁迅多么理解，都难以否认他有思想特别偏激的方面，如他对中国历史、中国字以及中医全面而彻底地否定的言论。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左”，那么他与尼采可算是“国际战友”；而与郭沫若，则可谓是思想上的“同志”，尽管他们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并包的范围；1949年后，郭的“左”的激昂优越感逐年炽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属同一阵营的人都是他必带头欢呼的，而且往往也亲自口诛笔伐。

故，到“文革”时期，死了的鲁迅的语录，也有殊荣被印成“小红书”，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广为流传；活着的郭沫若的表态，往往意味着是代表中国全体文化知识分子宣告立场了。

两个互无好感的人，因他们思想中的“左”的共同点，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鲁迅，那是完全无奈的，因为已无法抗议了。

在郭沫若，却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于自我证明，后来出于趋利避害的“明智”。

鲁迅的“左”是由衷的、刚烈的、宁折不弯的，无丝毫取悦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极其鄙视利用的勾当和情愿被利用的伪态。

所以鲁迅在人格上与许多别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左”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鲁迅之“气象”，宝贵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终结于中国某些70年代文化知识分子身上了；不那么可取的方面，却反而似乎成了后人身上的“基因”现象……

三、相对于鲁迅，胡适一向被大陆的历史定义为近代以降“右翼”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这么定义自有其道理，因为连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都不曾是过一日，并且一向“效忠”于国民党。

确乎，在国共两党之间，胡适是选边站的。

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却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陆，那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选择去了美国，于是上了“战犯”名单，且排名极为靠前。

姑且不论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之对错，单论其历史作用与人格美点，我以为周、胡二人身上实在是有诸多相同之点。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么胡适就不是了吗？肯定应该说更是的吧？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汉字能在中国较容易地达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以现代汉字创作出越来越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能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人人读起来轻松流畅的中文读本，是不是应该对胡适心怀感激呢？

那在当年也是一件骂声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对千夫指，甘为孺子牛”呢？只不过他做得相当淡定，未曾“横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与志同道合者们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党派、阶级，功在国家与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