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蒙学现象（第2/2页）

这证明，蒙学读物的作者们，本身谁都不愚，思想也特别与时俱进。他们明白，蒙学事关国家与民族的后代素质如何，绝不进行误人子弟的教诲。

所以我认为，他们都是极有文化责任也极可敬的先贤。

排开“忠”不“忠”的问题不谈，其他一概道德标准，我这个当代人基本是愿意接受的。地球村任何一个人大抵做到了，便肯定是君子，是精神贵族，是人类楷模。一些人做到了，则我很替人类的社会感到庆幸。

问题是，仅仅是——若希望那些标准集于一人之身，实在是太高的要求了。中国古代对人的道德要求有两大弊端——既全也少。全则没了重点；少指仅针对少数读书人。这其实是帝王思想的反映。皇家设科举制，原本就是为自己的长期统治设“人才库”，所以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才”知史适用就好；而人才对于皇家和对于国家的意义，本质上并不一致。对于皇家，人才与执政幕僚没区别；对于国家，人才则必须是多方面的。至于对百姓，皇家的要求倒从来不全，顺即良民，重点突出。

而西方诸国，文化启蒙运动以降，连皇家也意识到——科技足以强国。国家强了，自己何愁没有幕僚，不必专门培养，更不必从娃娃抓起。故道德律令由全而简，由面对少数人而面对全社会——于是最终形成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极简化的道德体系。自由是国家道德理念；平等是法律道德理念；博爱是针对一切人的道德理念。国家、法律和个人违背之，皆属不道德。故所以然，他们的文艺后来的一个近于永恒的主题是善；我们的文艺几乎可以说至今还没找准究竟什么是值得反复表现的主题。

然而必须承认，老子和孔子们，对善是极为重视的——“上善若水”“仁者爱人”的思想便是证明。《弟子规》中关于“礼”的教诲未免琐细，却也强调了“泛爱众”一点，非常值得肯定。另一个事实是，古代的官方也就是皇家，对善一向讳莫如深，恐怕真的成为道德核心，常被用以对照自家。

古代蒙学中关于“典”的知识，可谓洋洋大观。几百例中，我这种知陋闻寡的人，不看注解就明白其意的，仅百之一二而已。

科举之试，以用典之多之僻为优等文章。用典与引用名言佳句是不同的。前者是故事的高度概括，旨在间接论说；后者是道理的引用，旨在加深印象。

中国古文中的名言佳句却都是通晓易懂的，说理性强，解惑到位，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学”指背；其“思”指懒得读书的借口。

黄兴逝后，孙中山两作挽联——前者白话，哀思易懂；后者句长，上下联对仗用典，不知出处的人们，大抵就不走出心了。

清华初迁云南，众心唤出两首校歌。一为几名学生作词，文字现代，风格酣畅，流传过一个时期；二由老先生们执笔，虽也豪情饱满，伤感淋漓，但因古风昭昭，典入歌中，仅在操场上集体唱过一次，以后即束之高阁，如泥牛入海也。

胡适反对用典的态度十分强烈，每对学生耳提面命。他自有一定道理——古代传至近代的典词，林林总总，洋洋大观，某些不过是正野两史所记的边角内容，奇闻异事，并无多大文化价值。但喜“掉书袋”者，每好用之，以炫经纶；胡适乃白话文运动之中坚人物，自然立场鲜明。

但他的反对也有偏持一面——许多典故，从古至今百千年应用下来，已是成语。并且，闪耀着汉语词汇的智慧之光，表意隽永精妙。细品赏之，几可以汉语瑰宝视之。非是一场运动席卷，便可使之通通消亡的。

却也应看到，由典而成语，大抵具有比喻性。而比喻性的形容，用以言人论事，往往刃刺明显，于是造成他人伤口。如“井底之蛙”“黔驴技穷”“口蜜腹剑”“叶公好龙”之类，便不如视野要开阔些；能力须多样些；心口应该如一，言行应该一致的直白表述更容易使人接受。

胡适先生的文化思想大方向上肯定是正确的。他当年的种种偏颇应该获得今人谅解——饮水不忘挖井人；毕竟，我们今人正享受着白话文的成果。也毕竟，汉语在当代所达到的白话文水平，已至行云流水。否定古文不对，厚古薄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