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民国（第3/9页）

白话文运动之深刻、广泛、久远的社会进步推动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响了中国的近当代教育方向——当时持教育救国思想的人们，借力于白话文运动，使他们的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结果。首先，以白话文编辑的课本，使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子，接受起各科知识来印象明晰。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课，是无法以文言编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学的。即使语文一科，白话文的教与学，也为孩子们呈现了一片汉文字魅力依旧的新天地。那时有幸入学的孩子，不仅可以领略白话文课本与文言课本迥然不同的新内容，接受课本所传播的新思想、新道德与情操的熏陶，还有白话诗文可欣赏，白话歌曲可共唱。课文不必再要摇头晃脑前仰后合地背了——从前某些不敬业的先生，只管督促着背，字性词义往往是懒得讲的，理由曰背得滚瓜烂熟了，年龄大了几岁，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证明此非编派——1952年，湖南大学评最高等级教授，资深教授杨树达与另外两位教授荣登其榜；杨树达甚觉羞辱，议二者之一曰：“他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与予同级？”

1926年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宣读的誓师词，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师词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动员抗日之演讲，则又是一番意志的体现：“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因为做到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谓直抒胸臆，其演讲反而句句铿锵，掷地有声。少了陈词，多了真挚。

从1926年到1937年，蒋介石在汉文字的应用方面也与时俱进矣。

总而言之，白话文之教与学，使中国的公学与私学教育，一并呈现前所未有之朝气，如霞光初灿。

第二，谈教育，绕不过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拒不执行袁世凯要求从小学到中学高中大学皆须置孔子像，纳“四书五经”内容为教材的指示，宣传应以美育阻止所谓“儒教”的推行。被免职后，便继续办私学，并著书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

若言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总设计师，大约歧议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长后，因北大之教育一向处于风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为北大之“伟大的纤夫”。

他关于“超轶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体素质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现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当时深受中国教育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至今天，“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也仍是教育要求，并仍符合世界进步教育的理念。

为倡导公民道德教育，他还亲著了《中国人的修养》一书——即使当时，被公议配写那种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寥寥无几。

“世界上的大学校长，在某学科的建设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全民族全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的，迄今为止，除了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杜威当时对他的评价，可谓客观准确。

其可贵处还在于，身为国民党元老，却坚决禁止本党分子发展党员的行径活动于北大。不论教师学生，皆不网开一面。而对于学生中的涉共活动，虽心有不悦，然学生一旦因而被捕，却又积极营救。

一方面，当学生罢课分明将有大的政治举动时，他劝止无效，竟声色惧厉曰：“我要与你们决斗！”

另一方面，当学生果而入狱，却多方奔走，积极串联对当局的抗议。一俟营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学生供餐压惊。

其不但称得上是中国当时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称为北大当时学子之父也。

关于蔡元培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各种评价都不言过其实。却有以下两件事，值得赘议。

其一，反对确立什么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园促推孔子崇拜，无疑符合教育总长正当职责；但“四书五经”，毕竟属于学生亦应有所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也严禁讲学，不似其兼容并包的襟怀。

窃以为，其意气用事，或许主要缘于对袁世凯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窃国民革命成果者，作为身心投入地参加国民革命的同盟会元老，对袁氏的蔑视当属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长不久，便诚聘辜铭鸿、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以尊孔为己任的“旧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讲授国学——这便又自行地矫了“过正”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