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2/10页）

我军为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而达收复一地一城即不再落匪手，保障民众今后永不为匪所用之目的，应本钧座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之原则，以罗军长封锁围进，乘机突进之方法，第一步本路军先完成西城桥至石沟圩封锁线后，即进占宁都，构筑由西城桥向西延伸之碉堡线，截断匪南丰与建宁之联络，并策应我东路军收复建泰。待东路军确实占领建泰后，掩护本路军取广昌，同时各部仍赶筑碉堡，俟完成后，以刘和鼎部分守将乐泰宁，以卢兴邦部守沙县，以陈明仁部守延平顺昌一带，以周志群守邵武光泽，以黄子咸守黎川建宁，同时令薛岳部相机进占龙岗，李云杰部出富田。第二步东路军一部出归化，掩护一部主力由永安出，本路军出宁都。第三步东路军一部取石城，主力出长汀，而本路军相机占领兴国及瑞金。最后会师，寻匪主力而围歼之。如此筑碉堡交互推进，我碉堡完成之日，即剿匪成功之时。虽似觉缓慢，实万全之策。[243]

如果单将这一报告和蒋介石同日日记联系看，很容易得出蒋被陈诚影响改变作战计划的结论，但陈诚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透露，这一报告当天并未送出，陈在12日写道：“我已拟一计划寄蒋先生作其参考，拟明日请派飞机来勾去。如能照此进剿当万无一失也。”[244]可见，蒋作出决定时，并未读到陈的报告。蒋介石和陈诚殊途同归，几乎同时作出在江西缓步推进的决定，这在蒋陈二人而言，应为洞悉大局的明智之举。

2月1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详论今后作战方针：“本路军以出广昌、宁都，将匪区截成两段为有利，盖我军如能占领广昌、宁都，既可防匪西窜，并可策应我西区，且可吸引匪之主力，而使我东路军进占建泰容易也。我军无论出建宁或广昌，第一步均须先将当面之伪一、五、九军团，及伪三军团之一部，驱逐或击溃之。”[245]陈诚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即所谓“剿匪战略重西轻东，左急右缓”。[246]福建方面则由东路军“由北向南”，[247]顺势推进。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又奉命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陈诚在国民党军战略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对作战方针的坚持也使陈诚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时陈诚对当前形势及所担负任务，愁虑重重。据他随从副官透露，陈常深夜不眠，在办公室内徘徊，忧心忡忡”。[248]

在国民党方面计划下一步作战方针时，中共方面也在评估数月来反“围剿”战争的结果。虽然没有实现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的徘徊也颇让中共领导人引以为慰。当时《红星》发表的社论写道：红军“在黎川之东北，进行了三个月胜利的战斗，伸展到浒湾附近，击溃敌人的第四师，在硝石、洪门、新丰街一带，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在北面战线，我们的大兵团，可以自由的出现于敌人堡垒线的后方，许多独立兵团，在敌人的后方出没与发展”。社论把国民党军加强构筑堡垒的举动归因于红军的主动攻击，强调正是由于红军对国民党军的打击，使之“不得不改变其计划，相隔二里路甚至四百米，就要构筑一堡垒。而且他的堡垒要向着南昌来构筑。这种堡垒政策的结果，又使其攻击精神的减弱”。[249]作为公开的舆论宣传，这种说法有其进行正面阐释的可理解一面，但仍显得过于避重就轻，缺乏准确的反思和评估。

关于对第五次反“围剿”进程如何看待的问题，在二苏大上也有反映。朱德在二苏大报告中谈道：“在最近，我们的英勇红军，已经把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六次‘围剿’粉碎了一半，给了敌人严厉的打击，阻止敌人向苏区前进。”[250]毛泽东则针对大会上认为“围剿”已经粉碎和仅在准备粉碎中的两种说法指出：

照前一说，是过分估计了自己的胜利，把苏维埃最后粉碎“围剿”的严重任务轻轻取消了，而实际上，蒋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后向我们大举进攻，所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危险的。照后一说，是看不到几个月来红军从艰苦战争中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种胜利，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合起来，就成为我们粉碎六次“围剿”的坚固的基础。对于自己成绩估计不足，同样是很危险的。[251]

（2）平寮、凤翔峰战斗

1934年2月20日，为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蒋介石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军事会议。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16个师又1旅2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地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