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2/10页）

10月，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瑞金与中共首脑会晤。关于谈判的情况，中共方面代表潘汉年1935年10月在共产国际有一个精彩的报告：

10月份他们的代表到来并向我们暗示，他们打算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时，苏维埃政府责成我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到汀州同19路军的两位代表谈判。这两位代表表达了同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十分真诚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前往苏维埃中国的首都会见我们中央执委会代表毛泽东同志。但我们中央的某些成员不想让这两位代表进入苏区，因为担心他们是特务。当我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电报后，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建议：让他们来。这样，毛泽东同志便把他们请到苏区。

他们到达后，毛泽东同志为他们举行了正式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很受感动，以至不知说什么好。让他们发言时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决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121]

26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福建方面答应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双方在上述条件完成后，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的具体作战协定。[122]中共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议和，使中共的战略态势大为改观，不可否认，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

随着中共和十九路军关系的迅速缓和，中央苏区东方威胁大大减少，而且开始考虑通过福建方面打破封锁，获得物资援助。10月下旬，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蔡廷锴“将有可能经欧洲然后经福州、延平发出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123]11月，在闽方反蒋弯弓待发时，南京方面的情报称，中共和闽方达成协议：“由闽供给匪军盐卅万元，药品卅万元，兵工器材十万元。”[124]这应该不完全是猜测之词。对于中共方面希望经由蔡购买武器的设想，国际方面考虑得更周到一些，他们指示：“通过蔡廷锴购买需要的武器装备，我们认为不合适，因为收到定货后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他可以把我们的全部定货据为己有。我们建议立即从他那里购买重型火炮、飞机、防毒面具和药品。”[125]此时，蔡廷锴则对获得苏联支持抱有希望，当中共代表潘汉年见到蔡廷锴时，

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看，如果我们在福建成立政府，并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苏联会不会承认我们的新政府？”……当然，我不能对他作出什么肯定的回答，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成立强大的政府，那么苏联一定会支持它的。我补充说，我有一些朋友，可以同苏联人士取得联系。[126]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蔡对苏联的期望之切以及与中共接触的良苦用心，而潘的回答也极具外交艺术，更有意思的是，当蔡在潘的提示下谈到其与美国的接触时，潘不仅没有表示反感，而且予以充分的理解，以致蔡高兴地表示：“你们有开阔的眼界。”此中体现的中共党人的灵活态度，绝非习称的所谓“左”倾教条可以概括。

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军武力为基础，李济深、陈铭枢及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事变爆发。福建方面召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定国号，公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对抗。虽然此前中共与十九路军早有接触，但对事变不悉底细，因此公开态度十分谨慎，代表中共中央态度的是张闻天发表的文章。文章一方面重申愿意在三条件下与任何人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同时申明共产国际的观点，即“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国民党政府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强调，与靠拢共产党，甚至“抛弃国民党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的国民党军阀签订反日反蒋作战协定，“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张闻天批评了否认这种妥协的“左”倾幼稚病，同时重点批评了主张信守协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127]随后，中共中央发布的宣言则以教训的口吻告诫：

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与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切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