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2/6页）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出现重大人员消耗，虽然兵源已十分有限，红军仍不得不继续增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总人数为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扩大6290人，9月扩大5868人，10月扩大2214人，11月扩大1958人，12月至1934年1月扩大23258人；1934年2月扩大5865人，3月扩大3344人，4月扩大2970人，5月扩大23035人，6月扩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扩大2457人；其他扩大5467人。[19]这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等，除去不能参加红军的地主、富农及病残人员，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国民党方面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临川、南城、南丰等县壮丁人数均不及全体人口的20%，南城只占15.49%，[20]这些只是苏区的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的比例更低。兴国第二区第一、二两保共720人中，壮丁只剩下67人。兴国第二区原有3万人，红军长征后统计只剩1.3万人。[21]这其中，固有些是逃亡未归者，但大多数是由于军事、政治因素的减员。瑞金、兴国等县仅在后方充任夫役人员死亡数即达百人以上，其中年龄最大者为64岁。[22]

毛泽东1933年底在兴国长冈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23]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征发人员的极限。当然，长冈和才溪是先进乡，不完全反映苏区大多数地区的状况。更具普遍意义的数据显示，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红军家属的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24]石城全县人口13.6万余人，其中参加红军者16328人，[25]这在苏区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宁都全县人口273652人，[26]其中男性138779人，女性133872人，有56304人入伍，参军比例达到全体男性的40.58%，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苏区最宝贵的人力，同时繁重的夫役负担对留在后方的农民和干部也是沉重压力，像福建寿宁县就有“赤卫队一千多人脱离生产”，导致“农村破产（无人耕田种山，粮食恐慌）”。[27]宁都“固村、梅江发生不去当运输的打他的鸡子，竹窄嵊、丸塘乡用捆绑的办法，东山坝，特别是洛口，不去当运输的罚苦工，禁闭；城市、洛口无力担扛的抽担架税，出二毫三毫十毫不等”。[28]好在苏区妇女许多都是天足，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任务，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运粮食，抬担架基本上是妇女”。[29]

青壮年男子基本离开土地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30]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更多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31]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主要因劳动力缺乏，苏区出现大量荒田，长汀水口1932年间“一个区荒田有五千七百担”。[32]1934年初，整个中央苏区荒田达到80万担，“单在公略一县，就有二十八万担”。[33]胜利等县的统计数字也相当惊人，到1934年6月，没有莳禾的田地“胜利有三万四千余担，万太有二万五千余担，洛口吴村区有一千五百余担，博生梅江区二千余担”。[34]

由于后方劳动力缺乏，苏区中央制定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有些地区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被迫弃耕。1934年春耕中，“全苏区大约有二三万担红属的田荒芜着（瑞金全县红五月底止，约有二千七百余担田未莳）……原因除了当地耕田队的消极怠工以外，有些地方确实是因为劳动力缺乏”。[35]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36]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37]长汀河田区“红军家属有因得不到帮助与优待而做了叫花子”。[38]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39]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40]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不断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红军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41]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计划的20%。[42]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43]“太雷县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35人，而省队部规定它发展到8千人。后来龙岗、石城也发生同样现象。”[44]这种屡屡出现的发展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状况，当然绝不能仅仅用所谓工作失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