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烧的革命（第2/5页）

和国民党基层组织多为放任自流的状况比，中共十分重视基层组织尤其是支部的建设，1932年3月底，兴国等15县共成立支部998个，差不多每乡有一个支部。[17]中共各级机关对加强支部建设的阐述不胜枚举。从1931年中共赣西南特委颁布的支部工作条例中，可以看出中共对此所作计划的具体和详尽。文件规定：“有三个同志以上即可成立支部”，“支部在十人以上就要分小组”，支部成立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七天开会一次，小组会每五天开会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半个月召开一次。支部会议“多讨论支部本身工作和实际工作以及工作方法，每次会议均须讨论中心问题”。有意思的是，文件还提到：“会场秩序不必太庄严亦不必太散漫，同志有时可以嬉笑，但要有限制，以不妨碍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为原则。”[18]对会场气氛这样看似细枝末节却相当程度上可以影响会议效果的问题也不放过，充分显示出中共严谨细致的一贯作风。

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是中共保持和发挥自身特质的必由之举。随着苏区的发展，各级党员教育机构次第设立。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开办中央党校。1933年春起，中央苏区开办了一系列正规干部学校，主要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列宁团校等。同时，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随时随地开展对党员的教育、训练。江西永新1934年6月设班培训的干部（包括任支部书记、县区常委及开展新区工作等）达104人。[19]1933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专门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致信各级党部，要求从中央到省委、县委，将举办各类短期圳练班作为培训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省委训练班负责训练造就县一级干部、巡视员、县委训练班的教员及区一级主要干部，训练时间以四星期为限。县委举行流动训练班训练区一级干部和部分支部书记及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充实到各级机关后，对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及其忠诚度，严密组织，加强中共党组织和干部体系的领导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过当年干部学校训练的红军干部回忆：

当时的政治课内容既讲马列主义又讲苏联的十月革命，也有一些政治工作常识，既有如何在连队中做好工作，也有如何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方面的知识和课程。这次学校虽然不长，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我真正学到或懂得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而且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20]

当然，像中央苏区党这样所谓在深山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力量，先天不足、后天难调的缺陷也客观存在。苏区教育文化落后，民众很难从理论上了解中共的思想体系，为保证党的力量发挥，又必须要求短期内达到一定的党员覆盖，因此对党员的质量很难提出更高的要求，出身贫寒、忠诚老实几乎是可以悬揭的高标准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然一再强调要把苏区党锻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在当时这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尤其1932年后，苏区超常发展党员，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冲击更大。1933年5月，苏区开展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一个月内征收了两万多名党员。这些党员基本都是由各地列出指标，然后采取速成办法发展：“十五个县的报告所写明的，只有博生、赣县、瑞金部分的区和寻乌的澄江办了新党员训练班，瑞金部分的用开会的方式训练了一天。这就看到对新党员入党时给以基本训练的工作，是极少注意到的。”[21]更极端的还有：“博生田头区山头王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以至如石城坝口区某乡支部派了两个同志拿一本簿子一支铅笔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这样发展来的党员，对党的认识模糊，江西宜黄“大多数党员不明了党的组织，往往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分不清楚，如宜黄吴村区出席县党组织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苏维埃介绍来的，并介绍非党员来充当县党代表大会做代表”。[22]同时，组织纪律也无法保证，江西会昌反映：“有支部连开会都召集不到来开。”[23]更荒唐的是，江西南广“有些党员不承认加入了党（头陂、城市、白沙、巴口、长桥，尤其是长桥区有半数不承认加入党）……一般的是不了解为什么加入党，党是什么（巴口有党员说加入党不打路条不作挑夫）”。[24]因此，一些党员遇到风吹草动，就可能出现问题，1933年初，国民党军进攻寻乌，其间全县653名党员中，反水的达72人。[25]

短时间内在狭小地区把党员数量发展到十多万人，上述问题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这是中共急于在苏区建构庞大组织网络必然付出的代价，有利则必有其弊。关键是，尽管有不少问题，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而中共空前的组织力和严密度，虽有被稀释的现象，尚不足以遭到根本动摇。这主要是因为除党员外，中共更培养了一支高质量的干部队伍，事实上，中共当年所体现出的强大组织力，更多的还是依靠中低级干部这样一个可以有效上传下达的支撑力量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