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第2/5页）

基辛格的中国文明观大体是《迂回与进入》和《原始思维》的综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中国式思维具有混沌性质，不能也不想精确界定内政、外交、战争与战略，用私人的权谋技术取代制度和一切硬约束；但这不是原始或腐败的特征，而是不同于（甚至优于）西方还原论、线性逻辑思维和刚性制度的另一种文明。弗朗索瓦·于连和列维—布留尔的原著实际上针对同样的对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他们的措辞多半会触发许多中国读者的被歧视感。这种特征可能源于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奠定的哲学取向，也可能是后来特殊历史路径的产物；二者构成中国许多重大争论的焦点，但不会影响基辛格随后的论述。

在弗朗索瓦·于连的框架中，混沌思维和权谋技术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体的政治举措，同时体现于《诗经》时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斗争语言。在基辛格的论述中，内外不分、战争与权争不分的中国式智慧同时体现于《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和恭亲王的战略。恭亲王的伟大在于，他正确地判断：平息内乱比维护边境领土重要，边境领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意见相同。）狭隘的外交家肯定会认为，这是失败的外交。伟大的战略家却心里有数，外交只不过是文明大战略的一种工具。我们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学者于连更懂说法的艺术。他的表述总会稍留余地，使两种读者各得其所。第一种读者会对作者的渊博、识见和友好态度感到满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种读者会领悟到基辛格留下了（于连直言不讳的）最后一段话：中国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对自己不利）的外交举措同样如此，真正的交涉对象不是外国而是内部秩序的某些不稳定因素。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推进的过程中，迅速扫过了一些没有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

基辛格始终老于世故，巧于辞令。他如果直言不讳，大概就会说出类似《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言辞。中央帝国（可以用革命中心或伟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战略时间表往往以许多世纪为基本单位。蛮夷各邦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临时性外交对帝国的布局影响甚微。给予蜉蝣小邦的恩赏、亲善、褒奖、让步、牺牲都不过是贾生“五饵”的各种变形（气度狭窄的小邦很可能视之为对方的愚蠢或失败），最终仍然会像草船借箭一样回到帝国。只不过如此漫长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蛮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韩、于阗各小王、酋长对伊里布和邓小平的甜蜜、李鸿章和毛泽东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于马尔嘎尼勋爵和基辛格博士。鲁莽强健的少年往往能伤害深沉虚弱的老人，但他从来不能理解后者。

当然，基辛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结果多半是：中国读者感到西方肆无忌惮的侮辱和伤害，西方读者感到中国深不可测的阴险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样，精通“怎样用中国人既能听懂、又喜欢听的修辞表达敏感问题”这种高深艺术。顺便说一句，这种本领也是历代中国官场的核心技术，比才学、功绩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礼国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胜利的地方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说出了实际内容完全相同的话。李鸿章对格兰特的礼遇其实就是基辛格后半生在华所受礼遇的失败原型，是一种针对候补客卿—信使的文化训练。这种训练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国明知道西方政坛“退役”人物不过是政治僵尸，仍然坚持授少数训练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赏和长期的信任；原因在此。这种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维庸名句）在本国从来不能指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