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4/5页）

孙吴早期就是一个没有法统的军政府，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只是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而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联盟政权不能想象，也不欢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跟它的边区军事殖民性质大有关系，西周封建与周人封建（军事殖民）殷商东土、欧洲封建与日耳曼人封建（军事殖民）罗马南国也有同样的关系，类似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维持“汉魏衣冠”的正统性和历史延续性，比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更具备中央政府的合法组织和声望，的确必须归功于侨姓士族（王谢芝兰玉树）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些人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实际上是在说：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侨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现实基础依赖于两者：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如果比较一下统治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语对撒克逊语的统治和贵族对撒克逊人的统治，以此为资本控制国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统官僚帝国主导的中国，这些特点出现的时间不多。陈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谢安因为擅长“洛生咏”（东汉洛阳太学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统性焦虑”的投影。与东晋同病相怜的南宋也同样热衷于保护汴京口音和面食，而占据中原的明朝却丝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样不在乎长安口音。

运用社会阶级分析法，“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他们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穷途末路，但也只有他们的衰亡才能给受他们压制的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创造一个（南朝灭亡时）回光返照的机会。结束南朝的陈霸先军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联盟，其表现酷似开启南朝的孙权军政府。

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不能，主要原因在于侨姓士族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已经枯竭。

儒家的政治组织资源凝聚于经学和礼学，前者维系国家，后者维系家族。汉代学术重心集中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袁绍、刘表都是经生），魏晋则转入礼学（琅琊王氏以礼学传家）。与此同时，帝国衰微、宗族勃兴，绝非偶然。经学和礼学就哲学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像罗马，只重实用政治哲学，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就是这个意思），远不能与精妙的印度哲学和宗教竞争。南朝士大夫醉心于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于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对手，却能正确地指出佛教泛滥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灾难性后果。不过，从萧衍、陈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壮举或愚行看，南朝社会印度化的程度已经超出儒家的控制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远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苏绰父子和武川军事集团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经学的“周政复古主义”为基础，所以这个新王朝才会名叫“北周”，而且复辟了《周礼》制度和《尚书》文体。历史学家公认：隋唐制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虑到经学、礼学本来就是汉儒为大一统官僚帝国设计的程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学意义上的高深至今还没有被超越，但它肯定会造成一个遍布寺院、世俗政权极为软弱的政治社会，与中古欧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颇为神似。这样的社会势必分割其财政和人力资源，因而在技术上无法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能渐次瓦解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封建贵族政权，罗马帝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律令国家就是这样走向封建和分裂的。这条历史路径比官僚帝国更有利于近代化，但顺民必须放弃他们热爱的大一统太平之福。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也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