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三分归隋 四 “两面人”高洋

北周内部频出乱子的同时，与其相对立的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已经稳稳当当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状况与宇文家不同，自从高欢消灭尔朱氏、攻占洛阳以来，高氏就掌握着政治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在关东地区不存在其他足以与之抗衡的势力。其中的原因，一来，得力于高欢父子扫除异己的能力，二来，反对高氏的稍微大点的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这个象征正统的国号，早就没那么大的号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齐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带）城主冯显就向北周献城投降，可见对于北方两国的将领，魏、齐还是周并不重要，关键还看为哪个政权效力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说来，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应该更容易搞好国家的内政外交，在统一天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谈及民主与专制时，认为民主远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如专制，但是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错误，相对而言，是目前所见的最好的制度。

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北周与北齐建国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斗争，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可以归类为制衡，宇文护代表的宇文家族虽然一时取得了权力上的独大，但其他派系并没有消亡，他需要时刻防止对手的“复辟”。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对方也想得到，胜败的关键是看谁能犯更少的错误，客观上促使宇文护必须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方针。北齐则由于高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业可能很大，错误也可能很大。

作为皇帝，高洋的功业确实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面对宇文泰的试探进攻，迎头顶上，令一代枭雄宇文泰不战而退，显示出非凡的胆略。鉴于高欢、高澄时期吏制败坏、贪污成风，他重用吏部尚书杨愔主管刑律。杨愔是汉人，汉人集团认为这是向鲜卑旧贵复仇的好机会，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贪腐。高洋借着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既整顿了吏治，又打击了旧贵势力，还获得了汉人的拥戴，一举三得。

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进，他认为东魏的《麟趾格》还不够完善，组织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础上，修撰法典。这便是对隋唐律典产生巨大影响的《齐律》（为区别与南齐的法律，也叫《北齐律》）。《齐律》是一部集历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称得上科学与严谨。

不仅立法，高洋也重视在贵族阶层推动普法教育工作，他要求官宦子弟认真学习法律条文，知法懂法的比率一度提升了不少。

除了法制建设，高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成就也颇大。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洋又下诏合并了因北魏末年割据征战造成的大批冗余的行政区划，一举简化了行政机构与行政规程。他又从鲜卑与汉人中精挑细选勇力过人、以一当百的武士，分别授予“百保鲜卑”和“勇士”的称号，守卫北齐的边境要塞。

高洋时代的对外武功，几乎是一片辉煌。他在位的十年间，北齐与西魏-北周尽管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但却在军事上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宇文泰向西南攻城略地，高洋则向东北对侵扰边境的库莫奚、契丹、山胡等部族作战，不仅大获全胜，而且俘获了大量人畜，北方诸胡纷纷遣使朝贡，莫敢不服。

如果说对小部族的作战还只是以教训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高洋对新兴的突厥的战争，其意义则在于扬威与称霸漠北了。

突厥的兴起是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化圈内与侯景之乱并列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并不完全靠游牧为生，而是怀揣一项“独门绝技”——锻铁业十分发达。凭着这门绝技，突厥人逐渐成为给柔然贵族打造兵器的附属部落。随着突厥铁器在西域地区的畅销，突厥部落日益强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对柔然翻脸，发兵大破柔然，曾经不可一世的阿那瓌可汗自杀，柔然部落分裂，分别逃入北齐和西魏。土门自称伊利可汗，于天保四年挟取胜的余威南下，进入北齐境内。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高洋毫不示弱，亲自到晋阳整顿军马，然后北击突厥骑兵。气焰极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着北，赶紧请降，答应每年向北齐遣使朝贡。

完成了新时代的“北击匈奴”伟业，高洋为避免长期对北方的消耗与用兵，先后四次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修筑长城，这又是一项远追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筑的长城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内长城（“重城”），西起库洛拔（今山西朔县与偏关之间），东至坞纥戍（今山西灵邱一带），绵延四百多里，这段别出心裁的长城也是明代内长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