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一 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只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