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 青年高欢

高欢这样以取天下为抱负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同样一位秦始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感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说，那是史家的附会之谈。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象，没有所谓的原始证据予以支持，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发挥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发出过感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话在刘项的心中，一定反复说过千万次。成功的机会，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有了志向与目标常常还不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根据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高欢在聪明人当中，绝对排得上号。

他家境贫寒，二十多岁了依然养不起一匹马。没有马，在大漠长风的北方，简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活都得干。他子承父业，早早地就到军中服役，因为他是六镇军人的后代。“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

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

如此一来，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自然得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所谓“复除”），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木兰辞》中木兰从军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六镇军人戍边生活、抵抗柔然的真实写照。木兰凯旋回京，所得的封赏也的确是相当优厚的）

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柔然衰败。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实力不断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失去了对西域的统治。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北魏通好，不断进攻柔然，促使柔然内部发生了内乱。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吃了大败仗，可汗豆仑被杀，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那盖死后，其子伏图继位。伏图为了缓解形势，避免腹背受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这件事我们在前文曾有提及）。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一晃就是三十年。换句话说，整整一代人荒废在了鸟不拉屎的边疆，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这一现象，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孝文帝的迁都，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为都，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戍边将士们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问题的激化，是在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特权没有了，升迁到内地也一辈子不用指望，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种组织方式，已经接近于监狱式的劳役管理，六镇从天堂跌入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