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明主昏君 十五 崔庆远不辱使命

魏孝文帝拓跋宏当然不愿意错过这个南征的良机。萧鸾称帝后仅一月，他就以南齐废立幼主为名，与大臣们商议大举用兵之计，这是孝文帝的失策之处。

萧鸾废帝并大杀宗室是在北魏的太和十八年的秋冬时分，同年的春天，孝文帝刚刚在平城说服最后的一批顽固派，开始迁都。也就是说，整个北魏帝国还处于迁都的动荡之中，内部问题没有理顺之前，对外发动战争并不明智。正如一年前孝文帝在洛阳所说，迁都和战争，两者必选其一，选择了迁都，那就不该立即再选战争，孝文帝似乎过于性急。

性急的原因可能还来自南方的一则未知真假的“好消息”：驻守江北重镇襄阳的雍州刺史曹虎派遣使者向北魏请降。孝文帝认为占领襄阳后，扫平江北不在话下，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

曹虎虽然派了使者，却没有派遣任何人质以表明诚意。尚书卢渊当时就不愿意接受孝文帝交给他的任务，率领前锋军队去襄阳接应曹虎的降军。他指出：“曹虎恐怕会是三国时诈降曹魏的周鲂第二。”老臣高闾也上表说：“迁都洛阳还没多久，曹虎既然不派遣人质，肯定没有诚心投降，我军不宜轻举妄动。”

两人的意见孝文帝都没听，他坚持要打南齐，兵分四路，向两国交界的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北）、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南郑（今陕西汉中东）进发。自己也在洛阳积极准备，意欲以主力御驾亲征，并下诏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恢复三年的租赋。

曹虎那边却真的没了下文，连使者都不再派了，本来计划好的里应外合眼看要成了北魏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军是走是留，意见极不统一。孝文帝一摆手，说：“你们也不必争论了，我看不妨来一场辩论。任城王（拓跋澄）、镇南将军（李冲）两位赞成留下，朕赞成出兵，这细论一番，哪一方说得有道理，就听从哪一方的意见。”大家听说皇帝要与大臣举行辩论赛，还真是新鲜事，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李冲先开口说：“臣等以为迁都才未停当，人心思安；齐国的内应就不知底细，还是不动为好。”

孝文帝笑道：“曹虎是否真降都无妨我们出兵。若他是假投降，朕巡抚淮水南北，访问民间疾苦，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君德在北而不在南，他们自然会心向北方；若他是真投降，现在不去接应，那就会错过时机、丧失人心，也坏了朕广布恩德的大计。”

拓跋澄又说：“曹虎不派人质，使者又不再来，其中必定有诈。如今北方南迁之民历经千辛万苦，扶老携幼，新到洛阳，心里想的可都还是故土（这是说中了问题的关键）。这些人没有房屋可住，没有石米可食，更何况冬天快要过去，春天即将到来，正是需要大批百姓耕作的时候。我们却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手持兵器，走上战场，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而且我们的前锋军队已经推进，说不上不接应曹虎。如果他下的降书是真，等我军攻下樊城、沔水（即汉水），陛下再车銮跟进，也不嫌晚嘛！轻率进兵，上下疲劳，空行空返，恐挫天威，反而长了齐国的气势，这可是下下策！”

两方争辩进入白热化，司空穆亮却出人意料地发表了意见，支持孝文帝的观点，后面那些公卿便随之附和。拓跋澄气愤地说：“穆亮啊穆亮，从前不同意皇上南征的，就是你们这批人，现在怎么却对皇上这么说？表里不一，欺瞒谄媚，太不像话了！”

李冲在一旁对孝文帝道：“任城王是忠于社稷哪！”

孝文帝不以为然，说：“任城王的意思，听朕话的就是奸佞，不听朕话的难道都是忠臣？所谓的小忠，正与大忠相对！”

拓跋澄不服，还辩道：“微臣愚钝，我的小忠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国谋利，不知道陛下所谓的大忠应该怎么做呢？”孝文帝还是不听这位他曾誉为“朕之子房”的“忠臣”，下令兵发洛阳，大军开往边境重镇悬瓠。

一年前在计迁洛阳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的魏孝文帝，一年之后就变得这么急躁冒进，连当初完全支持他迁都的拓跋澄、李冲的话都置之脑后，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体现了同一问题上君臣之间的差异。对任城王拓跋澄而言，迁都之后最重要的自然是安定，要想安定，自然得避免战争，所以要让南迁之民重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去，慢慢淡忘对故土的思念。孝文帝所要考虑的，是整个帝国的百年大计，那就不可能只专注于做好一件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快让国民意识到南迁的好处。洛阳离淮水并不远，如果能借此尽取江北诸郡，并让汉、胡（鲜卑）两方进一步融合，那么他的后续汉化措施必将阻力大减，否则，他的统治时刻都潜藏着危机。当年苻坚力排众议，坚持要灭东晋，核心思想与孝文帝是类似的。所以说，南征这一选项本身并不错，需要商榷的其实是时机问题，换而言之，在这个时候劳师动众，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