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明主昏君 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颠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