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明主昏君 六 “模范”暴君

刘休范被消灭，宋文帝子辈的势力在宋国境内彻底结束。刘氏子孙的自相残杀还有一个小尾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在此之后又发动了一场小型叛乱。

刘景素是文帝七子刘宏的长子。我们说过，刘宏在他那一辈王爷中算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多病早死，对哥哥刘骏又一直非常拥戴，所以死后子孙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刘昱做皇帝时，文帝的孙辈也已凋零殆尽，刘景素排行最长，他自己也颇有不可一世的架势。他任南徐州刺史，出镇京口，便积蓄力量，招揽人才，拉拢各方势力，以期寻找机会夺取帝位。刘休范叛乱，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进京勤王为名，聚集军队，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乱事平定，他未真正出过一分力，却被升为镇北将军。

京口离建康很近，刘景素时时刻刻关注朝廷中的形势。原先还算老实的刘昱自从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年底加了元服之后，其本性就开始真正暴露出来了。

加元服，也称“行冠礼”，是古代男性成人的一个重要仪式。加元服之前一般视为未成年人，是不戴帽子的，而之后就需要在公开场合戴帽，而且行事也要以成人的礼节来要求。加元服的时间并不固定，因人而异，早的有十岁的，晚的也有到二十岁才进行的，各朝各代也有变化，一般为十三到十六岁。像前面提到的“元凶”刘劭就是在十三岁加的元服，刘昱由于比较早就做了皇帝，所以加元服的时间也早了一年，元徽二年他才十二岁，就做了成年人。（虽然与北朝的那些十一、二岁就开始监国，十三、四岁就大婚生子的太子们相比，其实也并不算很早了）

礼节上说你是大人，偏偏心智远未成熟，这可就相当的危险了。刘昱爱玩，帝王的身份显然碍事，一出门，就得前呼后拥，仪仗队一走就是大半天。对刘昱而言，这简直是“灾难”——既耗精力，又煞风景！他坚决“蔑视”这类形式主义，从元徽三年开始就频繁微服出游，身边只带最亲近的几名小厮，每次出去一走就是几十里的路，集市、荒郊到处跑，早出晚归，不知所终。起初陈太妃还能坐着竹车跟在后头，多多少少起些监督作用，到后来根本追不上骑着马、跑得飞快的儿子，更是让刘昱没了顾忌。从早出晚归，发展到了夜不归宿，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刘昱在外头也不只是随便观赏风景，他的“参与意识”特别强，出门经常和左右随从带着家伙，心情不爽的时候，看见路人就上去拳脚、刀斧相加，由此惨死皇帝手下的老百姓不在少数。更有荒唐之处，民间早就传说皇帝不是先皇的亲生儿子，而是李道儿的种，他并不生气，觉得做李道儿的儿子也不错，在民间玩乐的时候就改名，自称李统，或者“李将军”，其风格颇有几分类似明朝的那位自封大将军，荒淫绝顶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只不过在嗜杀这一点上要超过后者。

正史上关于刘昱的记载，其文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略想一下便可推测，其实有不少描写都是来自同一个暴君模板，自从汤武、桀纣以来，史家就习惯套用一些明君、暴君、昏君的模板，以至于我们读史的人看得上句都能猜出下句。刘昱是事实上刘宋的亡国之君，新兴王朝为凸显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使用的模板就更为典型，难免极尽抹黑之常事。比如史载他所喜好的虐刑，就可以比肩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刺骨头、椎阴部、凿脑袋、锯脖子，无一不是让人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刑罚。我们在这里可以勉强为刘昱说句公道话，这些反人类的罪行他未必都曾一一犯过，但他的确残杀了不少反对他的人。

于是建康城内外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刘昱的皇位早晚要丢掉，刘景素将入继大位。当然刘昱身边的人可不这么想，尤其是刘彧时代的旧臣杨运长、阮佃夫，一心想的是借着皇帝年幼，可以专权，若是刘景素即位，肯定无法操控，所以暗地里对他防着一手。刘景素手下的将军王季符因为违反了刘景素的命令，发生了矛盾，就到建康密告刘景素要谋反。杨运长和阮佃夫就要求借此出兵讨伐，然而手握兵权的萧道成和袁粲等人则认为证据不足，不可偏听一面之辞，不同意草率用兵。争执不下，最后折衷，刘景素征北将军的头衔被撤消。

如此一来，刘景素危机感更强，促使他加紧行动。他联系了朝野不少武将，几次想乘着刘昱出游发动暗杀、夺权，可惜得不到四贵等军政要员的支持，屡屡因为考虑不周而被迫取消。到了元徽四年（公元476年）七月，刘景素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大举起兵了。

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这位所谓众望所归的王爷其实政治素质并不高，战略思想混乱。他先前犹豫再三都没有行动，这次却只因被人鼓动一下就跳起来了。原来京城中的羽林监（掌管羽林军骑兵的要职）坦祗祖与刘景素早有密谋，久居建康，生怕有变故，就带着几百名手下兵士从建康潜逃到京口，对刘景素说：“现在京城内外已经溃乱，希望王爷以平乱为名，早入京师！”刘景素马上信以为真，也不派几名探马去侦察一下真实情况，就认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员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准备向建康城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