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宋魏相争 二十 尽失淮北

宋明帝刘彧即位后随之而起的刘子勋之乱，表面看是一场叔侄之争。也就是说，刘子业被杀后，刘宋群臣围绕着应由孝武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还是由文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的问题，分为了两大对抗势力。拥护前者的势力认为，刘子业虽被废，刘骏的帝统仍然合法，应该拥立他的儿子；拥护后者的势力则认为，刘子业的荒淫无道，其根源出在同样荒淫的刘骏身上，所谓“孝武之行，足致余殃”（垣荣祖语），拥立刘彧，方能稳定局势。这种貌似帝统和道统的争执，实质上体现的是宋文帝死后刘宋上下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沦丧，国人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政权崩溃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前文说过，刘子勋手下的长史邓琬认准了他这个“三”皇子，以为必成大事，不甘心接受朝廷方面授给刘子勋的车骑将军的头衔。他借刘子勋的名义，传檄建康，指责刘彧窃夺帝位，与各方共同兴兵讨伐。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邓琬等人假称太皇太后（就是刘骏之母路太后）密诏，拥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

支持刘子勋的一方实力雄厚，声势浩大。安陆王刘子绥、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这些弟弟自不必提，各方镇将如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起兵响应。接着，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都归附了刘子勋，部队向寻阳集结。朝廷方面所能保持的地盘，只剩下建康周围的丹阳、淮南等数郡。

刘彧比他的哥哥刘骏要强些，至少表现得临危不乱。蔡兴宗向他进言：“如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我们应该向反叛者留在京城的亲属宣扬‘罪不相及’的政策，抚恤人情，如此必能克敌制胜。”刘彧赞同，对于亲戚已经归附刘子勋的将士均不问罪，职务照旧。他下令内外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手，进军南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又召兖州刺史殷孝祖入朝，进位抚军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以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前锋军兵屯虎槛（今安徽芜湖西南）。

准备停当，刘彧开始发兵扫除外围势力，命巴陵王刘休若督统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军东讨归附刘子勋的会稽郡事孔觊。

东面的叛军并不好对付，刘休若的军队碰上了数十年不遇的大风雪，几乎丧失斗志。刘休若严令言退者斩，才稍稍安定住军心。

刘彧明白若不消灭东面会稽一带的后顾之忧，就难以放手与西南寻阳的刘子勋一搏。殿中御史吴喜本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追随沈庆之多年、颇立战功，这时主动请命，要求声援刘休若的东路军。刘彧大喜，任命他为建武将军，组成一支屡经军旅的精兵，并配备羽林军中的勇士，向东进发。

果然还是前朝的精兵好用。吴喜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义兴（今江苏宜兴）、吴兴、钱塘、西陵（今浙江萧山西），直奔会稽而来。会稽城里一片大乱，上虞县令王晏乘机起兵攻打会稽，孔觊兵败被杀，寻阳王刘子房被执送建康。吴喜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会稽的叛乱，扭转了朝廷军的颓势。

刘子勋那边号称十几万大军，却不知道把握战机。邓琬身为起事的主力成员，实际上只是个惟恐天下不乱，想大发国难财的庸碌之徒。他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就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寻阳做卖官鬻爵的勾当，日夜酒宴歌舞、玩乐不止，亲信也是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上梁不正则下梁歪，这还如何能指望军队能打好仗、打胜仗呢？

邓琬见东路的会稽军这么快就被朝廷扑灭，忙派遣巴东、建平太守孙冲之率领一万兵为前锋，据守赭圻（今安徽繁昌西北）。孙冲之建议以大军水路兼行，直取建康。于是刘子勋以孙冲之为左卫将军，录事参军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领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士两万人，一齐向下游开去。然而这陶亮是个无才无谋之人，他见刘休仁与殷孝祖、沈攸之的大军出动，就不敢往前，只把军队驻留在长江上的鹊洲（今安徽铜陵、繁昌之间）。

殷孝祖率军进逼赭圻，与陶亮的军队相遇。殷孝祖打仗很勇猛，每次上阵都身先士卒，不顾性命，而且还喜欢打出自己的旗号，结果在遭遇战中中流矢身亡，所属军队投降了叛军。朝廷军先败了一阵。

殷孝祖生前对手下将士不够信任，很多人都不愿跟着他拼命，这也是导致他阵亡的一个小原因；沈攸之正相反，懂得体恤军情，上下关系搞得很好。殷孝祖死后，他率众推举位秩高于他的宁朔将军江方兴为统领，恰到时宜地稳定住了军心，朝廷军因祸得福，士气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