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元嘉之治 十三 南北二帝的身后事

偏安江南一个多世纪的东晋王朝终于灭亡了，回顾东晋的一百零五年历史，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士族轮流坐庄，维持着所谓“君弱臣强”的局面，司马氏的帝位反倒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中间的几番变故，包括桓玄废安帝，都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刘裕出身寒门，其背景实力远不及前面几家，最后竟能脱颖而出，取代晋帝，这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

东晋前期和中期，士族势力相当强盛，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也使得小型的变故叛乱不可能造成大的影响。淝水之战以后，士族势力开始减弱，孙恩、卢循扰乱江南十多年，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开始大的动荡，社会各阶层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士族势力不再能够制衡皇权。桓玄的灭亡后，士族彻底退出一线舞台，整个国家重新回归到皇权专制，于是刘裕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建康的帝诏控制各方诸侯，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同时，由于刘裕本人出身低微，他所选择的辅佐大臣，也大多是来自寒门，这就进一步地改造了政权的内部结构。南朝四朝的开国君主都出身寒族（齐、梁两朝的萧氏情况稍复杂，见《明主昏君》），可见士族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了。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间有十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或许是因为早年行军打仗落下一身伤病，或许是因为忽然过上安逸的宫廷生活有些不习惯，刘裕这位南朝第一帝只当了两年皇帝，就得重病驾崩了。他在这两年中，下了不少有利百姓的政令，比如下令减免赋税，裁减各地冗余的地方官员，改革苛刻的刑法，恢复学校与考试制度，一系列措施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晋末年南方内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百姓急需一个宽松的环境休养生息，南方在后来的三十年间形成“元嘉之治”，刘裕开的好头功不可没。

当然，根本不鸟刘裕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五柳先生”陶渊明。士族虽然弱了，刘裕治下的官僚阶层仍然是相互倾轧、以权谋私。对官场和社会现实彻底失望的陶渊明在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愤然辞官，回乡躬耕，宁可老死户牖，不愿出山为官。在他眼里，刘裕也不过是惟利是图的小人物，不可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南宋诗人陆游对他十分赞赏和佩服，曾为之题诗：

寄奴谈笑取秦燕，

愚智皆知晋鼎迁。

独为桃源人作传，

固应不仕义熙年。

这首诗短短二十八字，刘裕与陶渊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之道跃然纸上，陆游自己一生不得志，在此写尽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气概。

一代帝王，任人评说。“帝王最难身后事”，刘裕的身后事，也不容易。刘裕早年戎马军营，无暇生养孩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裕称帝时，一共只有七个儿子，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其中头四个已经被封王，分别是长子，即太子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四子彭城王刘义康。

太子刘义符年纪轻，终日只知玩耍。刘裕身边的谢晦有些担心，就找了个机会向刘裕暗示：“陛下年岁已高，应该考虑一下万代帝业之事，此事至关重要，不可以任之非才。”

刘裕觉得有理，便反问道：“庐陵王刘义真怎么样？”

谢晦说：“让微臣去观察一下。”

刘裕心里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次子，刘义真当年若不是只身逃回，刘裕说不准还真有可能为他再度北伐。刘义真虽然打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大败仗，但总觉得自己是块料，对皇位兴趣颇高。谢晦找他谈话，他是一个劲地说，生怕谢晦不了解他。谢晦呢，对这样夸夸其谈的人显然不喜欢，也不多答话，回来向刘裕禀报说：“庐陵王德轻于才，做不了皇帝。”刘裕闻言不快，把刘义真外放到南豫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在淮河以南的部分）去做刺史，仍旧以刘义符为太子。

在战场上坚挺无比的刘裕却无法逃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临终前，刘裕指定徐羡之、傅亮、谢晦和檀道济四位为顾命大臣，托以朝廷大事。吩咐完毕，刘裕还不放心，又屏退众大臣，叮嘱刘义符说：“檀道济这个人有些才干谋略，但终究一介武夫，没有大的志向。徐羡之、傅亮两个都是理政的人，应该不会有别的想法。惟独谢晦，几次跟着我征伐，颇懂机谋，若说有异心的，那就是此人，你需要多多防备。”刘义符拼命点头。

刘裕的这番话，就跟先前在长安对沈田子说的那番话一样，不但多余，而且贻害无穷。既然害怕谢晦造反，最好的方式就是限制他的权力，至少不能委以大任。一面要让他做顾命大臣，一面又要让太子防着他，而这个太子，又偏巧不用心且没能力，怎么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刘裕这些错误的安排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