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戒律的文化

我们可以从不列颠群岛的任何一处、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至17世纪晚期的任何一刻开始。不过，让我们选择威斯敏斯特，在泰晤士河的岸边。这天是星期二，1612年3月10日。倘若我们匆匆赶到城中的法院，可以发现地方法官们正在庭上处理着一件日常的刑事案件。一对未婚男女被捕，带到法官面前，这两人被控发生过性行为。女子对此承认了，男子则予以否认。无需多久，两人的命运就可以被决定，他们被带到陪审团面前受审，接受问询，然后被认定有罪。他们的惩罚昭示其罪大至极：不仅仅发生了性行为，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孽种。因此，苏珊·佩里与罗伯特·沃森将与其家庭、朋友、亲人、生计断绝关系——从他们所生活的社群之中被永远逐出。法官命令直接把他们带到

门楼的监狱，两个人的上身都得被剥光，拴在马车尾部，被鞭打着，从威斯敏斯特门楼一路行进至坦普尔栅门，接着在那儿被逐出这座城市。

至于他们的孩子下场如何，则未见记载。

性行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过，性同样有其历史。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赋予其何种意义，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对待它——所有这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西方历史的多数时候，对于罗伯特·沃森与苏珊·佩里这类男女的公共惩罚乃是常态。有时惩罚更为残忍，有时则手下留情，但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皆是非法的，而教会、国家以及普通民众对此都竭力压制与惩罚。看上去显而易见，那种非法的关系触怒了上帝，阻碍了拯救，破坏了人际关系，并且腐蚀了社会秩序。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即便男人女人们常常禁不住诱惑而越轨，也不得不遭到鞭打、囚禁、罚金以及羞辱，以受到警醒。虽然细处不无差异，每个地处欧洲的社会都提倡性戒律的理想，并惩罚自愿发生偷情行为的人群。其殖民地亦然，不管在北美还是其他地方。而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核心特征，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在17世纪早期，仅在英国，每年就有数千男女吞食自己的苦果。有时候，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他们甚至会被处死。

如今我们对此种做法极为反感。我们将其与塔利班、原教旨主义，以及我们眼中遥远、异质的人群联系在一起。然而，直到非常晚近，直到启蒙时代，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是这样。此乃前现代与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差异。因此，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出现的现代的性观念，应当被视为一次重大革命。本书的目标即是阐述此一革命何以产生。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却从未得到研究——更糟糕的是，它的存在几乎未得到承认。此领域最早的历史学大家基斯·托马斯在三十多年前，以及稍后的劳伦斯·斯通都认为，1660年至1800年这段时期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性观念及性行为方面的重大世俗化转变”，现代心态由此诞生。然而，此种转变的起源仍未得到说明。从那时起，虽然性的历史变得越来越流行，但也愈发侧重于专业领域的研究。学院派历史学家如今越来越了解过去有关阴柔（femininity）与阳刚（masculinity）的理想，对身体的诸种态度，以及其他深奥的问题。有些学者着迷于对特殊文本与观念的精微研究，其他学者则专注于一两个个体以及他们的性经验。这种见树不见林的视角，产生出不少精彩的深度研究与理论洞见。我从中受益良多，深为感佩。不过在我看来，这类研究忽视了划时代的文化嬗变，而那些更早、更果决的学者对其早已明察。

本书旨在描述此一重要变迁，并将之与同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与潮流联系起来。性的历史通常被视为私人生活或身体经验之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认识本身乃是源于将性作为完全个人私事的启蒙运动的观念。与之相反，我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探入过去的卧室，掀开其被单。我的宗旨是将性的历史还原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事务，说明过去人们认识和处理性的方式，乃是被当时最深厚之思想文化与社会潮流所塑造。英国内战及查理一世1649年被处死，1688年革命，宗教分裂的发生，城市社会的扩张，小说的兴起——所有这些变化，与许多其他因素一起，都跟17和18世纪性文化之急剧转变密切纠缠。的确，我的主旨正是展现性革命实乃欧洲与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参与创造了一种西方文明的全新模式，而其中的个人隐私、平等及自由诸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显著特征。

与法国、德国或者意大利的启蒙运动相较而言，英语世界启蒙运动的进程如此波澜不惊，实在令人惊异，以至于历史学家仍在争辩能否说此一运动真的存在过。本书采用一种广阔的视角来考察启蒙运动，不仅关注知识分子中一套有关自我意识的哲学辩论，还注重一系列社会与思想文化的整体转变，此种转变改变了每个人的宗教、真理、自然以及道德的观念。性革命正展示出启蒙思维方式传播之深远与迅速，以及它对于大众之观念与行为的重大影响。